【简介】《汉纪》三十卷，东汉颍川荀悦仲豫撰。是书奉汉献帝之命而作，以《左传》编年之体，改写班固《汉书》，凡三十篇，约十八万言。起高祖元年（前206），讫王莽地皇四年（23），备载西汉二百三十年史事。其书“辞约事详，论辨多美”，首创编年体断代史之体例，与《汉书》纪传体并称“班荀二体”，为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著作。

【撰述】《汉纪》之纂，肇端于东汉末年。据《后汉书·荀悦传》载，汉献帝刘协雅好典籍，然苦于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，乃于建安三年（198）敕命秘书监荀悦，依《左氏传》编年之体，删略《汉书》，重加撰集。献帝特诏令尚书供给笔札，以资其用。荀悦受命之后，“撮叙表志，总为帝纪”，历时三载，于建安五年（200）成书奏上。

其编纂方法，据荀悦自述，乃“列系年月，通比其事”。即以《汉书》帝纪为纲领，按年系事，将本纪、列传、表、志之内容，依年月重新组织编排，使纷繁史事各归其序。史料来源虽绝大多数出自《汉书》，然非一味抄袭，而自有剪裁取舍。书中增补了《汉书》所无之史料，如谏大夫王仁、侍中王闳之谏疏，即赖《汉纪》以传。于文字订正方面，亦多所是正，如《汉书·高帝纪》误载太上皇后崩年，《汉纪》则正之；壶关三老茂，《汉书》不载其姓，《汉纪》则云姓令狐。后世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遇《汉书》与《汉纪》异文处，往往舍班而从荀，盖以荀悦修纪之时，《汉书》传本犹未舛讹也。

书成之后，时人即称美其“辞约事详，论辨多美”，“省约易习，有便于用”。唐人刘知幾《史通》列《汉纪》为“左传家”之首，谓“班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”。宋代王铚亦称其“于朝廷纪纲、礼乐刑政、治乱成败、忠邪是非之际，指陈论著，每致意焉”。是书之流传，今所见最早者为明黄姬水刊南宋王铚辑本，清康熙间蒋国祥、蒋国祚与袁宏《后汉纪》合刻，并附《两汉纪字句异同考》一卷，较旧本为完善。

【体例】《汉纪》三十卷，体例精严，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。其体例之创，约有三端：

一曰“以年系事，编年系月”。全书依年月为序，起高祖元年，讫王莽地皇四年，凡二百三十年史事，按年排比，使治乱兴衰之迹，粲然可考。此种体裁，上承《左传》编年之法，而下限断代为史，开后世编年体断代史之先河。

二曰“通比其事，连类列举”。荀悦于编纂之际，创“连类记载”之法。凡一事而涉及数人，或一人而有事数端，皆斟酌取舍，使之相属。因记一事，而连类记载与此事有关之事；因记某人，而连类记载与此人同类之人。如《孝武皇帝纪》记方术之士，将李少翁、李少君、栾大、公孙卿诸人事迹，连类并举，以见武帝好神仙之弊。此法既弥补了编年体不便详载人物之缺陷，又使史事脉络清晰，首尾完具。

三曰“因事发论，附以荀悦曰”。全书有史论三十余条，约占全书二十分之一篇幅。其论或阐发经义，或臧否人物，或借古讽今，皆以“荀悦曰”标出。如论治道则曰“法教并重”，论君臣则析“六主六臣”，皆深切著明，为后世史论之典范。此种“叙事+论断”之体例，既继承了《左传》“君子曰”之传统，又下开《资治通鉴》“臣光曰”之先声。

四曰“立典五志，明其撰旨”。荀悦于卷首明言，其撰《汉纪》有“五志”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通古今，四曰著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此五志实为全书编纂之纲领，使史书不仅记事，更寓劝惩褒贬之意，体现其“综往昭来，永监后昆”之史学宗旨。

【著者】荀悦（148—209），字仲豫，颍川颍阴（今河南许昌）人。东汉名臣荀淑之孙，荀俭之子，荀爽之侄。其家世业儒，为颍川望族。

悦早慧，十二岁能解说《春秋》。家贫无书，每借人书，过目成诵。性沉静好著书，美姿容，然不乐交游。汉灵帝时，宦官用事，士人羞与为伍，悦遂托病隐居，时人莫知其才，唯堂弟荀彧深敬重之。

建安元年（196），曹操迎献帝都许，荀彧荐悦于曹操，初仕镇东将军府，后迁黄门侍郎。献帝颇好文学，悦与荀彧、孔融侍讲禁中，日夕谈论，深得帝心。累迁秘书监、侍中。时曹操专权，献帝徒拥虚位，悦有志匡辅而谋无所用，乃著《申鉴》五篇，以申明古今之鉴戒。其书论政体，言法教并重；议时事，斥谶纬符瑞。明人何孟春称其“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，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”。

建安三年，奉敕撰《汉纪》，五年书成。又著《崇德》《正论》及诸论数十篇，今多亡佚。建安十四年（209）卒，年六十二。

悦之学，以儒家为本而兼综道法。其政治思想，主“法教并重”，谓“法者，治之正也；教者，治之本也”。于人性，持“性三品”说，分人为君子、中人、小人，主张“君子以情用，小人以刑用”。于君臣之际，析为“六主”“六臣”，以品评人物，垂训后世。唐人李世民赞其“论议深博，极为政之体，尽君臣之义”。综观其一生，处汉祚将移之际，怀经世之志而不得施展，乃退而著书，以明其道。其学其人，皆可谓汉末醇儒之典范。

【论赞】历代于《汉纪》，评价甚高，尊为史林圭臬。东晋袁宏《后汉纪序》称“荀悦才智经纶，足为佳史”，赞其“所述当世大得，治功已矣”。唐人刘知幾《史通》列《汉纪》为“左传家”之首，于《二体篇》谓“班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”，又称其“历代宝之，有逾本传”。故唐代科举，以悦《纪》与《史》《汉》同列为一科。

宋人尤重其书。王铚《两汉纪后序》谓《汉纪》“于朝廷纪纲、礼乐刑政、治乱成败、忠邪是非之际，指陈论著，每致意焉。反复辩达，明白条畅，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”。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于《汉书》《汉纪》异文处，往往舍班而从荀，以其去古未远，犹存西汉旧文之真。李焘跋其书，亦详考荀纪优于班书之处。

明人何良俊称荀悦“论议博深，致有典要”。然清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颇致不满，谓其“叙事索然无复意味，间或首尾不备”，又讥其尽没王莽天凤、地皇年号“似反病其疏略”。四库馆臣驳之，谓“班书莽自为传，自可载其伪号；荀书以汉系编年，岂可以莽纪元哉”，以为顾氏“非确论，不足为悦病”。

近人梁启超论《汉纪》，谓“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”，又称其“结构既新，遂成创作”。白寿彝先生亦以《汉纪》为中国历史撰述体裁第一个演变时期结束之标志，谓其“丰富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空间，拓展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功能，推动了编年体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史书体裁”。今人论中国史学史者，莫不列《汉纪》为编年体断代史之祖，与《汉书》纪传体并峙，为史林双璧。

赞曰：汉祚将移，仲豫挺生。奉诏修史，创例垂型。本左氏之编年，写班书之旧典。辞约事详，论辨精美。立五志以明撰旨，法教兼该；著卅篇以存汉事，功侔迁固。虽顾氏讥其无味，何损于日月；而刘子推为二体，实定其权衡。千载而下，欲究西汉之兴衰、编年之轨范者，舍《汉纪》其何从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