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资料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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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子道德经》二卷,西汉河上公所注,明嘉靖年间顾氏世德堂刊本也。是书乃道家之经典,老子所著,言道德之奥义,阐宇宙之玄机。河上公者,西汉隐士,深谙老子之学,故为之章句,以释其义。顾氏世德堂,明代刻书家,精于校雠,所刊书籍,皆称善本。
《道德经》者,老子五千言,分上下二篇,上篇言道,下篇言德。河上公章句,逐句诠释,字字珠玑,句句箴言。其注文简练明达,深入浅出,既阐发老子之玄理,又融贯儒家之思想,可谓博采众长,自成一家。
顾氏世德堂刊本,字体工整,版式疏朗,纸墨上乘,乃明代刻本之精品。其书不仅为研究老子学说之重要文献,亦为古籍版本学之宝贵资料。顾氏刻书,注重校勘,力求精善,故世德堂刊本,历来为藏书家所珍视。
是书之内容,道者,万物之始,德者,万物之得。老子以无为而为,以不言而教,主张顺应自然,清静无为。河上公之注,更深入阐述其哲理,谓道无形无名,德有迹有象,二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
《老子道德经》二卷,不仅为道家之经典,亦为中国哲学之瑰宝。其所蕴含之智慧,跨越时空,启迪后人。河上公之章句,顾氏世德堂之刊本,皆为传承古学之桥梁,值得后人细细研读,深深体味。
赞曰:老子之道,玄之又玄;河上之注,精而又精。顾氏刊本,美不胜收;古籍流传,永世长存。读者若得此书,宜当珍惜,庶几不负前贤之心血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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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烹茶图集》一卷,明喻政所辑,乃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万历年间刻印。是书集古今烹茶之法,绘图附说,详述茶事,为茶学之要典。
喻政,字正之,号岐山,江西南昌人,万历进士,官至刑部侍郎。其博学多才,雅好茶道,尝游历山川,访名士,探茶源,遂成此书。书中广收博采,自陆羽《茶经》始,下及唐宋元明诸家茶论,可谓集大成者。
《烹茶图集》首列茶源,述茶树之种、茶地之宜、采茶之时、制茶之工,无不详备。次列茶具,自茶炉、茶铛、茶碾、茶罗,以至茶盏、茶匙、茶筅,皆绘图细说,形制、用法,一一彰显。再列烹茶之法,分煮茶、点茶、煎茶、瀹茶诸式,每式皆有图有文,步骤分明,可谓精妙。
书中尤重茶道之雅,论茶之品、茶之味、茶之韵,兼及茶席之陈、茶友之会、茶境之幽。喻政以为,烹茶非仅为饮,实为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之事。故其说茶,既重其技,亦贵其道。
是书图文并茂,笔法细腻,刻印精美,为明代茶书之翘楚。其内容宏富,考据精详,融理论与实践于一炉,堪称茶学之瑰宝。透过此书,可观古人茶事之繁盛,亦可窥茶道之深邃,洵为后世研茶者之津梁。
《烹茶图集》一卷,字四千有馀,文约义丰,洵为茶学之要典。其辑者喻政,既精茶事,亦通文墨,故其书既有学术之价值,亦有艺术之魅力。读此书者,既可得烹茶之技,亦可悟饮茶之道,诚为茶人不可不读之佳作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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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《論語集解》序
《論語集解》十卷,魏何晏公所纂也。晏字平叔,南陽宛人,漢大將軍進之孫。少以才秀顯名,與夏侯玄、王弼等並稱"正始名士",倡玄理,尚清言,開魏晉玄風之先聲。
此書乃晏總領鄭沖、孫邕、曹羲、荀顗諸儒,共採漢魏諸家之注,兼下己意,薈萃成編。其體例頗善,先錄經文,次列諸家解說,末附"案語",以折衷群言。蓋漢儒解經,多守師法,章句繁縟;晏等則務在簡明,削除枝蔓,標舉大義,誠可謂"芟夷煩亂,剪截浮辭"者也。
昔魯論、齊論、古論三家並行於世,至張禹本魯論而兼採齊說,鄭玄復據張侯論參以古論,遂成今本之貌。晏所據者,即此定本,然其注中猶存古論異文,如"五十以學易"作"易","未嘗無誨"作"悔",足資考鏡源流。
四部叢刊所影,乃日本正平十九年(1364)刻本,底本出自唐鈔,猶存舊帙風貌。字畫峻整,版式疏朗,較之後世俗本,殊少訛脫。其卷末鐫"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"一行,可徵東瀛士人崇儒之忱。今觀此本,不禁慨然:中土佚籍,每賴異邦而存,豈非神州文運之一厄耶?
斯編既出,遂爲《論語》注疏之權輿。梁皇侃因之作《義疏》,宋邢昺又爲《正義》,皆以晏注爲本。雖朱子《集注》行而諸家浸微,然欲窺漢魏經說之崖略者,舍此奚適焉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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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者,一百三十卷之巨著,西汉司马迁所撰,后世诸贤补注,尤为史家之圭臬。是书囊括上起轩辕,下迄汉武之历史,纪传体例开后世之滥觞。其卷帙浩繁,史料翔实,文采飞扬,堪称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南朝宋裴骃,博学多才,尝为《史记》集解,汇诸家之注,阐幽发微,使读者得其要领。唐司马贞,才识卓绝,撰《史记索隐》,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,补前贤之未备。唐张守节,精于史学,著《史记正义》,引经据典,旁征博采,辨误正讹,使是书益臻完善。
《百衲二十四史本》者,乃将《史记》与历代正史合璧,汇为一部,便于览者博览群史,而《史记》居其首,足见其地位之尊崇。是书为后世史学、文学、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,亦为中华文化之瑰宝。学者读之,可以知古今之变,通兴废之理,明善恶之辨,识忠奸之分。
盖《史记》之所以垂范后世,非仅因其史料之丰赡,更因其文笔之瑰丽,思想之深邃。司马迁以史为鉴,以文载道,寓褒贬于叙事,藏哲理于辞章。其笔下之人物,各具性格,情节曲折跌宕,令人读之,如亲历其境,感同身受。
总之,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,经裴骃集解、司马贞索隐、张守节正义之补注,并《百衲二十四史本》之汇纂,已成为中华文化之不朽经典,学者案头之必备典籍,实乃中华史学之瑰宝,文化之丰碑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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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梅花百咏》一卷,乃元人韦珪所撰,元至正年间刻本。此书专咏梅花,集百首之数,尽显梅花之韵致与风骨。韦珪,字仲玉,号梅轩,元末文人,性喜梅花,常以梅自况,其诗清雅脱俗,气韵高远,与梅花之品性相得益彰。
是书所辑,乃韦珪遍游名园胜境,观赏梅花之时所作。每首皆以梅花为题,或咏其形态,或赞其品格,或抒其情怀,无不细腻入微,意境深远。韦珪之诗,既承唐宋咏物之遗风,又融元人写意之新趣,语言简练,笔力遒劲,堪称元代咏梅诗之翘楚。
书中所录百首,内容丰富多彩,涵盖梅花之种种情状。有赞其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之幽雅;有叹其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”之高洁;亦有咏其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”之谦逊。每首诗皆以梅花为寄托,抒发作者之情怀,或寓志,或寄情,或抒怀,或讽世,皆能切中肯綮,令人回味无穷。
此书之刻本,乃元至正年间所刊,刻工精细,字迹清晰,版式疏朗,极富古雅之美。每首诗前有小序,简述作诗之背景与旨趣,便于读者理解。书后附有韦珪自跋,言其编撰之缘由与心得,读之更觉亲切感人。
《梅花百咏》一卷,不仅为咏梅诗之集大成者,亦为元代文学之瑰宝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书中所展现的梅花精神,清雅高洁,傲雪凌霜,至今仍为世人所推崇。韦珪之作,可谓将梅花之品性发挥至极致,令人叹为观止。此书虽为诗作,然亦可视为一幅幅梅花图卷,令人读之如临其境,如见其形,实为咏梅诗之绝佳范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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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龙辅女红余志》二卷,乃元季龙辅所撰,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梓以传世。是书也,专论女红之事,针黹之艺,纤毫毕现,为闺阁之中不可或缺之指南。龙辅,字无考,元代之遗贤,生平事迹,世所罕闻,然其才学,于斯编可见一斑。
书中所述,女红之技,非独针线而已,更兼及织造、刺绣、妆奁诸艺,详述其法,细究其理。卷帙之中,图绘与文字相得益彰,使读者一目了然,易于摹仿。其言简意赅,意蕴深远,非徒为巧艺之传授,亦寓教于乐,启发心智。
毛氏汲古阁,明末之藏书大家,刻书严谨,校勘精审,所刊典籍,皆成善本。此《龙辅女红余志》二卷,列为其中之一,足见其价值。是书之刻,不仅保存了龙辅之智慧结晶,更为后世留下了研究元代女红技艺之珍贵资料。
览是书者,既可习女红之技,得以自娱;亦可知古人之制,增广见闻。于闺阁之中,可作枕边之书;于学者案头,可为研究之资。诚可谓一举而多得也。
今观其书,虽有时代之隔,然技艺之精美,仍令人赞叹不已。龙辅之才,毛氏之刻,皆为后世所称颂。《龙辅女红余志》二卷,实为女红之经典,闺阁之珍宝,亦为学者之宝典,艺林之瑰宝。愿是编能传之百世,以为后人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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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越绝书》十五卷,东汉袁康所撰,乃记述吴越地方史事之典籍也。是书以吴越两国之兴衰成败为主旨,详载其地理、人物、事略、传说,可谓吴越地方志之先驱。书中所记,上溯春秋,下迄秦汉,兼及地理、历史、文化、风俗,内容宏富,体例严谨,为后世研究吴越史地之重要依据。
袁康,字君高,会稽人,博学通史,尤精于地方文献。《越绝书》乃其毕生心力所萃,书中既有史实之记载,亦有传说之采录,实为地方志与史书之合璧。其文采斐然,笔力雄健,叙事清晰,议论精当,颇得史家之精髓。
四部丛刊所景印之明刻本,乃据宋本重刻,版式精良,字迹清晰,为现存《越绝书》之最佳版本。此本不仅保存了原书之完整面貌,且经过历代学者之校勘,文字更为准确,内容更为丰富。四部丛刊本之印行,为《越绝书》之流传与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,实为学者不可多得之珍本。
《越绝书》作为吴越地方史之重要典籍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其内容丰富,涉及地理、历史、文化、民俗等众多领域,为研究吴越地区提供了宝贵资料。书中所载之吴越争霸、伍子胥复仇、范蠡辅佐越王等故事,至今仍为民间所传颂。其文辞优美,叙事生动,亦为文学研究者所重视。故《越绝书》不仅为史家所重,亦为文人所宝。
总之,《越绝书》十五卷,乃东汉袁康所著之重要史地典籍,其内容宏富,价值非凡。四部丛刊景印之明刻本,版式精良,字迹清晰,为现存最佳版本。此书不仅为吴越地方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,亦为文学、民俗研究提供了珍贵素材。其影响深远,历代学者皆重之,实为不可多得之珍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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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二卷,《图》一卷,明·翁溥校订,日本江户时刊魁本大字五经本,乃东瀛传刻之中华经典,实为古籍之珍品也。此书以《周易》为宗,辅以图解,翁公精心校订,去伪存真,力求其文之精粹。其字之大,便于诵读;其刻之精,利于传世。江户时人,重儒尊经,故有此本之刊行,亦见中日文化交流之深也。
《周易》者,群经之首,大道之源,包罗万象,旨趣深远。翁公校订,既重文本之校勘,又重义理之阐发,可谓集前人之大成,启后学之津梁。其《图》一卷,图文并茂,以图解经,使深奥之义理,得以直观之表现,实为读《易》者之助也。
魁本大字,字体端庄,笔画清晰,既有视觉之美,又有阅读之便。五经本者,以《周易》为首,兼及其他经典,可见编者之用心,亦见《周易》在经典中之地位。江户时人,虽处东瀛,然心系中华,故有此本之传刻,亦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,影响之远也。
此书不仅为研究《周易》者提供了珍贵之资料,亦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之见证。翁公之校订,既显中华学者之治学精神,又见中日学者之学术合作。魁本大字之刊行,既显东瀛人士之尊崇经典,又见中日文化交流之成果。故此书之价值,不仅在于其内容之精粹,更在于其文化之交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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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词三百首》不分卷,清季大儒朱祖谋所纂辑也。朱子,字古微,号沤尹,晚号彊村,江苏吴县人氏。生于咸丰七年,卒于民国二十年,工词学,精辞章,尤擅辑佚校勘,于清末民初词坛,独树一帜,为世所重。
是书成于清季,刊于民国十三年,乃朱子晚年定本。其选辑宋词三百首,各具精妙,无使闲冗。朱子秉持严谨之学术态度,遍览群书,钩沉索隐,择其雅驯,去其繁芜,务求词作之精粹,风格之多样。所选之词,上自北宋初年,下及南宋末期,凡名家之作,靡不毕录,诸如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、辛弃疾、姜夔等诸子,皆列其中。其词或婉约清丽,或豪放激昂,或深沉隽永,或清新自然,各具特色,实为宋词之精华所在。
是书体例,不分卷数,惟以时代为序,自北宋迄南宋,依次编列。每词之下,注明作者,间附小注,或释词义,或引本事,或考源流,俾读者明其意旨,增其考据。朱子校雠精审,一字一句,皆经推敲,力求无讹。其用心之勤,用力之笃,可谓至矣。
《宋词三百首》者,虽为选集,然其旨并非仅为欣赏宋词之美,亦欲存宋词之真,传宋词之脉。朱子以其深厚之学养,独具之慧眼,择其菁华,汇为一集,使后之学者,得以窥见宋词之全貌,体味宋词之深韵。其功于词学,可谓巨矣。
此书自刊行以来,流传甚广,影响深远。凡治宋词者,莫不以此为津梁,学者称便,读者称善。时至今日,犹为词学之瑰宝,学者之圭臬。其价值,既在词作之精,亦在朱子选辑之精审,可谓集学术与艺术于一炉,成一代之巨制,垂千古而不朽。
嗟乎!朱子之选《宋词三百首》,非徒为词选也,实为保存文化,传承学术,其功业之伟,自当为后人所铭记。是书之成,其意深远,其情可感,诚为词学之盛事,文化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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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唐诗三百首注释》六卷,乃清季章燮所注疏,孙洙所编。此书辑录唐代诗家巨作凡三百首,章燮注疏精详,诠释诗中典故、词义,颇为博洽,其用心之深,可见一斑。《唐诗三百首续选》六卷,则清人于庆元所编,以补前书之未备,增选唐诗精品,使读者得以更览唐韵之全貌。二书合璧,集唐贤佳构为一帙,诚为后世研习唐诗者之津梁也。
光绪十四年,京师龙文阁书室刻印此二书,版刻精良,字体端正,纸张洁白如雪,墨色浓郁,实为清代刻本之佳品。龙文阁乃京师著名书坊,其刻书以工巧著称,故此书不仅为学术之珍,亦为收藏之宝也。
观此二书,所选诗篇,大抵为唐诗之精华,既有李杜之雄浑,亦有王孟之清雅,更有其他名家之佳作。章燮注疏,尤重诗中之意境与情感,往往旁征博引,阐发诗中微言大义,令人读之,恍如置身于诗境之中,深感唐贤之才情与胸襟。于庆元所辑续选,亦不遑多让,所增诗篇,皆能承前书之脉络,续唐音之余韵,使二书互为补充,相得益彰。
此书刻印于清季,正值西学东渐之际,国学渐衰,然此书之问世,实为保存国粹之举,亦见当时士人对传统文化之坚守与传承。光绪十四年,距今已逾百年,然此书之价值,未因时光流逝而减损,反因岁月添色,愈发珍贵。
今人读此书,既可览唐贤之佳作,亦可窥章燮、于庆元等清儒之学术成就,更可感龙文阁刻本之艺术魅力。诚可谓一书而三善兼备,读者若能静心研读,必可于唐诗之海中,寻得无穷之乐趣与感悟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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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坡老人诗话》三卷,宋周紫芝所撰,百川学海本也。紫芝字少隐,号竹坡老人,宣城人。少时以诗名世,后登进士第,仕至枢密院编修官。其诗清新俊逸,颇得时誉,然其诗话尤为世所重。
是书凡三卷,卷一论诗之旨趣,卷二述诗之体制,卷三评诗之得失。紫芝博学多才,于诗道尤有心得,故其论诗,多能发前人所未发。其言诗之旨趣,谓诗贵自然,不尚雕琢,若刻意求工,反失其真。又谓诗当以性情为主,非徒以词藻相尚。其说深得诗之本源,可谓至当。
卷二论诗之体制,举凡古体、近体、绝句、律诗,莫不详加辨析。其论古体,谓当以气势为先,不拘于格律;论近体,则谓当以对仗工整为要,然亦不可过于拘泥。其说皆切中肯綮,可为后学指南。
卷三评诗之得失,列历代名家之诗,逐一评骘。其评李白,谓其诗豪放不羁,然间有率易之处;评杜甫,谓其诗沉郁顿挫,然亦有过于苦涩之病。其评诸家,皆能持论公允,不偏不倚。
是书行世以来,颇得后人推重。其论诗之旨,实为宋人诗论之精华,对后世诗坛影响深远。四库馆臣称其“论诗精审,足资考证”,诚非虚誉。今观其书,虽时逾千载,然其论诗之旨,犹能启人深思,实为诗话中之佼佼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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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王公四六话》二卷,北宋王銍撰,乃集四六骈文之精华,汇成此书。百川学海本,流传至今,犹为学人所重。王銍,字仲远,号东莱,博学多才,尤工于骈文,是书为其毕生心得之结晶。
是书首卷论述四六文之起源与发展,溯自汉魏,迄于唐宋,详述各家之风格与成就。王銍以为,四六文虽为骈俪之体,然其精髓在于对仗工整、音律和谐、意蕴深远。书中引证《文选》《文心雕龙》等经典,阐发四六文之奥义,旨在使学者明其体例,得其要领。
次卷则收录历代名家四六文之佳篇,自曹植、陆机以至欧阳修、苏轼,皆有所选。每篇之后,王銍附以评点,或论其辞采,或析其章法,或评其意境,可谓字字珠玑,句句精当。其评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原文之妙处,亦为后世学人提供了骈文创作的借鉴。
王銍于书中亦自撰若干四六文,以为范例。其文辞华美,对仗精工,章法严谨,意境高远,足见其功力之深。如《东山赋》《秋水篇》等,皆堪称四六文之典范。
是书于宋代问世以来,即为学人所推崇,视为四六文之圭臬。后世学者如朱熹、王世贞等,亦多引其说。百川学海本,乃明人所刻,字迹清晰,版面整洁,堪称善本。此本不仅保存了王銍之原文与评点,亦可见其流传之广,影响之深。
总之,《王公四六话》二卷,乃四六文研究之重要文献,王銍之论评,既为后人提供了骈文创作之指南,亦为四六文发展史之重要补充。是书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,值得后世学者深入研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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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茶集》二卷,明喻政辑,茶书二十七种本,万历年间刊刻。此书乃汇集历代茶学经典,精心编纂而成,堪称茶学之集大成者。喻政博学多才,嗜茶如命,尝遍历名山大川,访寻茶道之秘,积数十年之功,方成此编。
首卷载录茶之源流、品类、种植、采制之法,详述茶之性味、功效,兼及历代名茶之产地、特色。其言茶之品,或清雅、或醇厚、或甘润、或苦涩,皆因水土、气候、制茶之法而异。喻政引经据典,旁征博引,既有古籍之记载,亦有其亲身之体悟,可谓茶学之百科全书。
次卷则专论茶道、茶艺、茶具,兼及茶宴、茶会、茶诗、茶文。其论茶道,强调“静”、“清”、“和”、“雅”四字,以为茶道之精髓在于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。其论茶艺,详述烹茶、点茶、品茶之技,讲究水之清、火之候、茶之量、器之精,可谓细致入微。其论茶具,列举历代名器,如陶壶、瓷盏、铜炉、竹勺等,皆一一详述其形制、用途、优劣,乃至制作之法。书中更附有茶宴、茶会之礼仪,茶诗、茶文之佳作,令人读之如临其境,如品其味。
综观此书,喻政不仅汇集前人茶学之精华,更融入自身之见解,使茶学之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。其文辞雅致,条理清晰,可谓茶学之经典,茶道之指南。万历刻本流传至今,虽历经数百年,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与艺术魅力,诚为茶学爱好者所必备之珍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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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钟嵘诗品》三卷,南朝齐钟嵘所撰,明沈氏繁露堂刻本。此书乃评诗之专著,历代传颂,誉为诗论之圭臬。钟嵘,字仲伟,南朝齐梁间人,博学多才,尤擅诗文,尝为吏部郎,后因国事纷乱,遂归隐著述,遂成此编。
《诗品》分上、中、下三卷,评汉魏至南朝诗人一百二十三家。其体例严谨,论述精详,每品先列诗人,次述其诗风,终论其得失。钟嵘以“品”论诗,意在褒贬,分为上品、中品、下品,以显诗人优劣。其评语简练,往往一语中的,如评曹植为“骨气奇高,词彩华茂”,评陶潜为“文体省净,殆无长语”,皆能切中肯綮。
此书之成,实为继《文心雕龙》之后,又一文学批评之巨制。钟嵘论诗,主张自然真挚,反对雕琢堆砌,提倡“直寻”与“丹采”并重,强调诗歌应抒发真情实感,方能打动人心。其所评诗人,不论地位高低,唯以诗才为准,故能广收博采,自成一家之言。
明沈氏繁露堂刻本,乃此书之善本。沈氏,名不详,然其刻书精良,字体工整,版面清晰,为后世所重。此本保存完整,内容无缺,且附有沈氏跋文,详述刻书之缘由与过程,实为研究《诗品》之重要资料。
综观全书,钟嵘之论诗,既有深厚的文学功底,又有独到的审美眼光,其评语虽简,然意蕴深远,对后世诗论影响甚巨。《诗品》三卷,实为诗学之瑰宝,不可不读。沈氏繁露堂刻本,更是此书之佳本,宜珍藏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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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刘攽贡父诗话(中山诗话)》一卷,乃北宋刘攽所撰。攽字贡父,彭城人,为北宋著名学者、诗人,与兄敞、弟奉世并称“彭城三刘”。攽博学多才,尤工诗词,所著《中山诗话》一卷,收录于《百川学海》中,乃其论诗之精华所在。
是书体例简约,内容精要,专论诗词艺术,兼及诗人轶事、诗作源流。攽论诗,注重诗之性情,强调“诗以言志”,力主诗作须发自内心,抒写真挚情感。其言:“诗不可无性情,若无情性,则如树无根,水无源,徒具形式,终无生气。”此论与北宋诗坛重意境、尚自然的潮流相契合,亦对后世诗论产生深远影响。
攽论诗,又重“诗法”,主张诗人须遵循一定的创作法则,方能臻于妙境。其言:“诗有法度,不可不循;法度既明,则神韵自生。”是书对诗的章法、句法、字法多有探讨,尤其重视诗之对仗与韵律,认为二者乃诗之骨架,不可或缺。然攽亦不囿于成法,主张“诗贵变化”,提倡诗作须灵活多变,方显诗人个性。
《诗话》中又多有对唐宋诗人之品评,尤以对杜甫、李白、苏轼等大家之评论最为精辟。攽推崇杜甫之“沉郁顿挫”,赞其诗“忧国忧民,情深意远”;对李白之豪放飘逸亦颇为欣赏,称其诗“如长江大河,奔流无阻”;至于苏轼,攽则赞其“才情横溢,诗作如行云流水,自然天成”。
此外,是书还收录了不少诗人轶事,如苏轼“乌台诗案”之始末,王安石与苏轼之交游等,皆具史料价值。攽文笔简练,叙事生动,读之如亲历其事,饶有趣味。
综上,《刘攽贡父诗话》虽仅一卷,然其论诗精要,品评得当,足见攽之学识与才情。是书不仅为北宋诗论之重要著作,亦为后世研究唐宋诗坛之珍贵资料,可谓诗话之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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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莱吕紫微诗话》一卷,南宋吕本中所撰,收录于《百川学海》本。吕本中,字居仁,号紫微,东莱人,乃南宋著名文士,博学多才,尤擅诗文。此诗话乃其论诗之作,旨在阐发诗理,评骘古今,为研诗者之津梁。
此书虽仅一卷,然内容精要,见解独到。吕氏论诗,注重诗人性情与才学,强调诗以言志,情以动人。其言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,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”此论直指诗之本质,揭示了诗歌创作与诗人内心情感之密切关系。
书中评骘历代诗人,上溯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,下及唐宋诸家,尤推崇杜甫、苏轼等人。吕氏对杜甫之诗,赞其“情深意远,句句悲悯”,对苏轼则称其“才气横溢,意境开阔”。其评语虽简,然切中肯綮,为后学所重。
吕氏又论及诗法,主张“诗须有为而作,不可无病呻吟”。其言:“诗贵自然,然亦需有意境,有意境则诗自工。”此言揭示了诗歌创作中自然与意境之辩证关系,为后世诗人所宗。
此外,书中还涉及诗之修辞、格律等问题。吕氏认为,修辞须“精炼而不失其真,典雅而不失其趣”,格律则须“严而不拘,活而不滞”。此论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规范,提出了明确而合理之要求。
综观《东莱吕紫微诗话》,虽篇幅短小,然内容丰富,见解深邃。吕氏论诗,既重情志,又重才学,既崇尚自然,又讲究法度,体现了南宋诗论之高度与深度。此书不仅为研究南宋诗学之重要文献,亦为后世学诗者不可多得之指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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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藏书十约》序文
《藏书十约》者,清季叶德辉所撰也。德辉字焕彬,号直山,湖南长沙人,光绪壬辰进士,世称郋园先生。其人博雅好古,藏书之富甲于楚南,观古堂其藏书处也。
是书凡十目:曰购置,曰鉴别,曰装潢,曰陈列,曰抄补,曰传录,曰校勘,曰题跋,曰收藏,曰印记。每目皆述其要义,论其精微,可谓集藏书家之经验大成者。
其论购置,则谓宜辨真赝,审价值;言鉴别,则授以观笔迹、验印章之法;述装潢,则推重古法,忌俗工;谈陈列,则讲究方位,避蠹湿;至若抄补传录,必详纸墨之选;校勘题跋,务求精审之工。末篇论收藏印记,尤见古人缣缃护持之苦衷。
德辉生当咸同以降,西学东渐,古籍日湮,乃著此书以存国粹。其文虽简,其法甚备,非徒为空言,实为士林圭臬。观其自序云:"藏书不如读书,读书不如刻书",则知其非徒为皮藏计,实欲传先哲之精蕴,启后学之颛蒙也。
今观古堂原本犹存,而十约之说要义未泯。学者得此一编,虽未能坐拥百城,亦可循途而入,庶几免于伧父之讥焉。是书虽薄,功在千秋,后之览者,当知斯言不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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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蒙史》二卷,明龙膺所撰,乃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刻于万历年间。此书专论茶道,详述茶树之种植、采摘、制作及饮用之法,亦载茶之历史、种类、器具及冲泡技艺,堪称茶学之瑰宝。
龙膺,字子云,号蒙叟,明末清初人,博学多才,尤精于茶道。其著《蒙史》,旨在传扬茶文化,弘扬茶道精神。书中所述,既有前人经验之总结,亦有其自身实践之感悟,内容翔实,见解独到。
卷一主要论茶树之种植与采摘。龙膺指出,茶树宜植于山阴湿润之地,土壤以疏松肥沃为佳。采摘之时,须择晴日清晨,取嫩芽新叶,以保茶香之浓郁。此外,书中还详述了茶树之修剪、施肥、灌溉等管理之术,为后世茶农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卷二则专注于茶之制作与饮用。龙膺强调,制茶之道,贵在精细。从萎凋、杀青、揉捻到烘焙,每一环节皆需精心把控,方能制出上佳之茶。至于冲泡之法,书中亦有详述,指出水温、水量、冲泡时间等皆需讲究,方能品出茶之真味。
《蒙史》不仅详述茶之技艺,更载茶之历史与文化。书中提及茶之起源、发展及传播,亦载历代茶人之事迹与茶事之典故,使读者得以窥见茶文化之博大精深。
此外,书中还详载了各种茶具之用途与制作,从茶壶、茶杯到茶托、茶盘,无一不详。龙膺认为,茶具不仅是泡茶之工具,更是茶道文化之载体,故其制作与使用皆需讲究。
总之,《蒙史》二卷,乃茶学之经典,茶道之指南。龙膺以其渊博之学识与丰富之经验,撰成此书,为后世茶人提供了宝贵之参考。此书不仅详述茶之技艺,更弘扬茶道之精神,堪称茶文化之瑰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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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蔡端明别纪》一卷,明人徐𤊹所撰。此书载于《茶书二十七种》之中,乃万历年间刻本。蔡端明者,北宋名臣蔡襄也,字君谟,谥端明,为官清正,政绩斐然,尤以茶学称于世。此书专记蔡襄之行迹,补正史之不足,详述其生平事迹、政绩勋业,兼及其茶学贡献,可谓研究蔡襄之重要文献。
徐𤊹,字玄玉,号东皋,明末文士,博学多才,尤精于史学研究。其所撰《蔡端明别纪》采摭群书,考据详实,条分缕析,力求还原蔡襄之真实形象。书中详录蔡襄之政绩,如其任福建转运使时,兴修水利,劝课农桑,造福一方。又记其茶学成就,如撰《茶录》一书,论茶之采制、烹点之法,为后世茶学之圭臬。
此书虽名“别纪”,实则兼有传记、史料、茶学三者之长。其文辞雅洁,叙事简练,考证严谨,史料价值颇高。万历刻本,版刻精良,字迹清晰,流传至今,实为难得之珍本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载,此书为明人撰述蔡襄事迹之重要著作,足见其在史学与茶学领域之双重价值。
《蔡端明别纪》虽篇幅不长,然内容丰富,既可为研究蔡襄之参考,亦可窥见宋代茶学之盛况。徐𤊹以其史学见长,广征博引,使此书成为研究蔡襄及其时代之重要文献。万历间刻本,历经数百年,仍保存完好,实为后世学人研究之宝贵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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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品全秩》二卷,明人徐献忠所撰,乃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万历年间刊刻。是书专论水质,以品水之法,论烹茶之要,实为茶道之精髓,饮者之圭臬。
徐氏博学多才,深谙茶道,其论水质,不独重泉源之清冽,更及江河之水、雨水、雪水之妙用。是书首卷,详述水源之辨别,水质之高下,以天地之精华,论水之品级。第二卷则论水之储养、取用之法,兼及水质与茶性之契合,以水之轻重、清浊、甘冽、软硬,辨茶之香韵、色泽、滋味。
徐氏之言曰:“水为茶之母,火为茶之父。”强调水质之于茶,犹如血脉之于人体,不可不慎。其论水质,不以古今水源为限,而广采天下之水,详列名泉,如庐山谷帘、吴兴陆羽泉等,皆备载其优劣,以供茶人参考。
是书又及雨水、雪水之取用,谓天降之水,纯净无染,其性温和,适宜烹茶。然须澄清无滓,方为上品。雪水则宜于冬日贮藏,待春暖花开,方启封取用,其味清冽,尤为佳品。
徐氏之论,不仅详水质,更及火候、器具、烹煮之法,皆与水质相表里,互为依存。如谓火候过猛,则茶味苦涩;火候太弱,则茶香不彰。器具之选,亦须洁净,不可有异味,以免败坏茶味。
总之,《水品全秩》二卷,其言水质,条理分明,论理精辟,实为茶道之宝典,饮茶者不可不读。徐氏以其博学之识,为后世茶人留下宝贵之遗产,使饮茶之道,更臻完美,流传千古,至今犹享盛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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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煮泉小品》一卷,明田艺蘅撰,乃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万历年间刻。艺蘅,字子衡,号东篱,江苏吴县人,博学多才,尤精茶道。是书专论煮泉之法,兼及茶事,内容详实,文辞雅致,堪称茶文化之瑰宝。
书中首论泉水之性,分为寒泉、温泉、甘泉、苦泉等,详述其来源、特性及适用之茶。艺蘅以为,煮泉之要在于择水,水质优劣直接影响茶味。故其强调,烹茶之水应取自山泉,尤以甘泉为佳,因其清澈纯净,能彰茶之真味。
次论煮泉之器,推崇紫砂壶、铁壶等传统器具,以为其能保持水温,且与茶性相合。艺蘅详述各类壶具之优劣,并附以使用之法,务求煮泉之时,水温火候皆恰到好处。
再论煮泉之法,分为急火、缓火、文武火等,详述其火候控制及煮泉时间。艺蘅以为,火候过急则水沸过快,茶味易失真;火候过缓则水温不足,茶香难发。故其强调,煮泉之时,当视茶之种类而定火候,务求茶味香醇。
末论饮茶之礼,倡言饮茶当以清净之心,忌嘈杂喧嚣。艺蘅以为,茶道乃修身养性之道,饮茶之时,当静心品味,以求心旷神怡。是书不仅详述煮泉之法,亦兼论茶道精神,实为茶文化之经典。
《煮泉小品》一书,内容翔实,文辞优美,既具实用价值,又富文化内涵。艺蘅以博学之才,融茶道于生活,堪称明代茶文化之集大成者。是书流传至今,仍为茶人所重,实乃茶文化之瑰宝,不可不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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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汤品》一卷,五代十国南唐时苏廙所撰,乃茶书之珍品,流传至今,犹可见其精要。此书详述煎茶之法,辨水品、论火候、究器用、考器具,无不细致入微,堪称茶道之指南。苏廙生于南唐,地处江南,茶风盛行,故其书中所述,多与江南茶事相契合,尤重水之品性与火之掌控。
《汤品》首论水,以为煎茶之首务,水之清浊、甘苦、寒温皆与茶味息息相关。苏廙推崇山泉,以为甘美清冽者为上,江河之水次之,井水最下。次论火候,以为火之缓急、久暂皆需适度,急火易焦,缓火则失其香,故煎茶时需以文火徐徐煮之,方可尽显茶之真味。再论器用,以为煎茶之器,当以瓦器为佳,铜铁者次之,尤忌金银,恐夺茶之真香。
苏廙于书中又详述茶具之选用,以为茶炉须小巧玲珑,茶壶宜素净雅致,茶杯则以白瓷为佳,青瓷次之。茶具之陈设亦须讲究,务求简洁雅致,方可显茶之清雅。此外,苏廙对茶之分类亦有独到见解,以为茶有寒温之别,寒茶宜夏饮,温茶宜冬饮,故煎茶时需据时令而择茶叶。
《汤品》一书,虽仅一卷,然其内容博大精深,堪称茶道之经典。万历年间,此书被辑入《茶书二十七种》,刻印流传,广受茶人珍视。至今读之,仍可悟其茶道之精髓,实为茶文化之瑰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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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茶寮记》一卷,明陆树声撰,载于《茶书二十七种》本,万历年间刻印。此书专论茶事,精微详尽,实为茶学之瑰宝。陆氏以茶之采摘、制作、烹煮、品饮,无一不涉,其旨趣高远,文笔清雅,堪称茶文化之集大成者。
开篇论茶之采摘,陆氏言:“采茶者,必择时令,须得春阳初动,露珠未晞之时,方能得其精魄。”此言采茶须趁天时,方能得其上乘之品。继而论制茶之法,谓:“制茶之法,贵在精工细作,火候须得当,否则茶虽美而味不醇。”此言制茶之技,重在火候,稍有差池,则茶味失真。
继而论烹茶之术,陆氏曰:“烹茶之水,须取山泉之清冽,火候须得文武相济,方能煮出茶之真味。”此言烹茶之法,水与火二者缺一不可,方能成其佳品。至于品茶之道,陆氏更以“三品”为论,谓:“品茶有三,一曰观其色,二曰闻其香,三曰尝其味。”此言品茶之要,须细致入微,方能得茶之真趣。
陆氏又论茶器之选,谓:“茶器须择其精良,器皿不洁,则茶味不纯。”此言茶器之精,实为茶事之关键。此外,书中更详述茶与人之关系,谓:“茶之为物,可清心明志,可修身养性,诚君子之良伴也。”此言茶之功效,不仅在于味美,更在于其修身养性之益。
《茶寮记》一书,虽篇幅短小,然其内容博大精深,实为茶学之经典。陆氏以茶事为媒,融儒释道三家之精髓,言茶即言人,言人即言道,其文虽简,其意却深远。读此书者,不仅可得茶之真味,更可悟人生之真谛。故此书乃茶文化之瑰宝,不可不读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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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荈茗录》一卷,宋之陶谷所著,载于茶书二十七种本,乃万历年间所刻。此书乃论茶之典籍,所述精微,言简而意赅,实为茶学之瑰宝也。
陶谷者,宋之名士也,博学多闻,尤精于茶道。其著此书,旨在阐发茶之真谛,以飨后世。书中所言,多涉茶之品类、制法、烹煮之法及茶之功效,皆一一详述,不厌其烦。其论茶之品类,分门别类,条理分明,如“茗”、“荈”之辨,皆详加考究;其述茶之制法,则侧重于火候、水质之讲究,细节之处,尤为考究;至于烹煮之法,更以实践经验为基础,论其技巧与要领,实为茶艺之指南也。
《荈茗录》之价值,非独在于其论茶之详尽,更在于其蕴含之文化意蕴。陶谷以茶为媒,贯穿古今,融汇儒释道之精髓,借茶论道,以茶修身,实为茶道之至境也。其文既深且雅,字字珠玑,读之如品茗般,甘醇悠长,令人回味无穷。
此书虽为万历刻本,然其内容仍具时代之意义。茶之为物,自古便与人文相交融,陶谷之书,不仅为后世提供了茶学之知识,更为吾辈揭示了茶道之精神,即清静、淡泊、修身养性之境界。读是书者,非但能知茶之味,更能体茶之道,可谓受益匪浅也。
总之,《荈茗录》一卷,乃茶学之经典,陶谷之匠心独运,尽显其中。其文虽简,其义深远,实为茶书之翘楚,值得吾辈细细品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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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茶谱》一卷,明顾元庆辑,乃茶书之荟萃,亦茗事之渊薮也。是书成于万历年间,刻于《茶书二十七种》之中,为茶道文献之珍品。
顾元庆,明代文人,嗜茶如命。其辑《茶谱》,集诸家之言,汇众妙之旨。是书首述茶之源流,明茶之本性,叙其生长、采摘、制作之法,无不详备。复论茶之品第,辨其优劣,析其精粗,使读者了然于胸。次及烹茶之术,详述水火之候、器具之择、烹点之序,皆有条理井然。终则阐述茶之功效,明其养生、祛病、怡情之益,使知茶非徒为饮,更可为药也。
《茶谱》之体例严谨,内容博洽。其引述典籍,广涉《茶经》、《茶录》、《大观茶论》等,更参以己见,发人所未发。其论述精辟,语言雅洁,堪称茶学之瑰宝。是书不仅为茶道之指南,亦为文化之瑰宝,诚研究古代茶文化之重要文献也。
万历刻本,字体工整,版式疏朗,虽经数百年之久,犹存其美。今存世虽稀,然其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,不可估量。后之学者,得是书而读之,可窥明代茶学之盛况,亦可知顾元庆之雅志。是书之传,实为茶林之幸,亦为文化之光也。
《茶谱》一卷,明代茶学之巅峰之作,顾元庆辑之,万历刻之,集茶道之大成,显文化之深厚。其内容之丰富,体例之严谨,见解之独到,皆足以传之后世,永垂不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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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伯渊茶录》一卷,明张源所撰,为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刻于万历年间。此书乃茶道之瑰宝,载茶之源流、品鉴、煎煮之法,实为茶学之要典。
张源,字伯渊,博学多才,尤精茶道。其撰《茶录》,旨在阐扬茶之真谛,使世人知茶之雅韵。书中详述茶之产地、品类、采摘、制作,乃至茶具之选择、水温之掌控,无一不精。其论茶之品性,曰:“茶有灵性,与人心通。品茶之时,心如止水,方能体味茶之真味。”此语道出茶道之精髓,令人深思。
《茶录》又载煎茶之法,曰:“煎茶之要,在于火候。火候过猛,则茶味苦涩;火候不及,则茶味寡淡。故煎茶之时,需心细如发,掌控火候,方能得茶之真味。”此论煎茶之道,可谓至理名言,为后世茶人所宗。
张源于书中又论茶具之选择,曰:“茶具之优劣,关乎茶味之浓淡。选择茶具,需视茶之品类而定。如绿茶宜用瓷壶,红茶宜用砂壶,方能尽显茶之风味。”此论茶具之选择,亦为茶道之要诀。
《茶录》一书,虽篇幅短小,然内容精要,实为茶道之宝典。张源以其博学多才,撰此书以传世,使后人得以窥见茶道之真谛。此书刻于万历年间,流传至今,已历数百年,然其价值不减,仍为茶学之要籍。
综上所述,《张伯渊茶录》一卷,明张源所撰,为茶书二十七种之一,刻于万历年间。此书载茶之源流、品鉴、煎煮之法,实为茶学之瑰宝。张源以其博学多才,撰此书以传世,使后人得以窥见茶道之真谛。此书流传至今,已历数百年,然其价值不减,仍为茶学之要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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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弟子规》一卷,清季李毓秀先生所撰也。是书仿《论语·学而》"弟子入则孝"之旨,衍为三言韵语,凡千余言,分训蒙童。其体例严整,言辞简切,诚童蒙养正之圭臬也。
光绪九年,武昌书局重锓是书,辑入《童蒙必读书》丛书。考其版本,版心单鱼尾,左右双栏,半叶八行,行二十字。卷端题"弟子规",次行列"清绛州李毓秀撰",末镌"武昌书局校刊"字样。纸墨精良,字画端严,颇具清末官刻本之风范。
其内容以《孝经》《礼记》为本,立"入则孝""出则悌"等二十四目。每则先述圣训,继以"丧尽礼,祭尽诚"之类细则,终缀"勿自暴,勿自弃"诸戒。尤重洒扫应对之节,进退揖让之仪,于蒙养之道,可谓纤悉必备。
昔朱子尝谓:"小学是事,大学是理。"是编恰合此义,自刊行以来,庠序争诵,家弦户诵。虽时移世易,其"首孝悌,次谨信"之训,仍不失为蒙学津梁。今观武昌本,既可考见清季蒙学教育之状,亦足证传统训蒙文化之流播,诚可宝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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