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资料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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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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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百家姓（敦煌残本）〉
一卷
.北宋写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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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绘图释音百家姓〉
一卷
.中华民国广益书局石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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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百家姓〉
一卷
.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辰南堂书局石印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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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古史考年异同表〉
二卷
.竹柏山房稿十四种本
《古史考年异同表》二卷，并《后说》一卷，清儒林春溥所撰，辑入《竹柏山房稿十四种》。是书之旨，盖考订上古史事，辨正编年，以明其异同纷纭之迹。春溥笃志经史，好古敏求，每览古籍，必详考其年月，审其真伪，务求至当。兹书之作，乃以《史记》为纲，参照《汉书》《竹书纪年》及诸子百家之说，逐条比勘，举其异同，辨其讹谬，务使历史脉络清晰，年代顺序不紊，诚为考史之要籍也。
首卷论夏、商、周三代编年，次卷考春秋战国诸国纪事，其体例简明，条理井然。每篇先列史事，后附诸家之说，加以论断，间感古伤今，亦有独见。《后说》一卷，则补正前卷未尽之义，或举新证，或申己见，体例严整，考据精审，足见其学养深厚，识见宏通。
春溥之学，承乾嘉考据之绪，而独辟蹊径，尤重史实考订，不尚空谈。其书于古史年代之辨，尤具功绩，盖自司马迁《史记》以来，古史编年多有参差，历代学者虽屡加补正，然或失之繁芜，或失之疏略，皆未能臻于完备。春溥此书，择善而从，辨疑析难，训诂考异，兼综众长，若成一家之言，诚为后世治史者之津梁。
综观全书，其考证之详，论断之确，皆远迈前贤，足为学者所取法矣。至于其书之版本，辑入《竹柏山房稿十四种》，流传甚广，而其考据之精，考订之严，亦为学界所称道，堪称清儒史学之翘楚，足资后世参稽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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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古史纪年》十四卷，清儒林春溥所撰也。此书乃《竹柏山房稿十四种》之一，盖春溥稽古考史之精要也。林氏学贯经史，博览群书，尤邃于上古之纪年。其著作之旨，在辨正史籍之讹误，探求古史之真迹。
是书以纪年为主，事繁年系，条理分明。首卷溯自三皇五帝，次及夏、商、周三代，终至春秋战国，凡历代兴衰、帝王更迭，无不详载。其考订之细，尤重年历之推算，参以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等典籍，校正历代纪年之紊乱。每有所疑，必征引众说，辨析异同，务求其是。其论既本古训，亦辅以当时天文历算之学，以期为古史立一可信之年表。
春溥此书，非徒为纪年而作，实意在贯通上古之史实。其论三代之制，考周室之系，探春秋战国之变，皆有独见。如论夏代年数，详考《竹书纪年》与《史记》之异，断其是非，足补正史之阙。又，其论周室分封，考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诸书，辨王子朝之乱，皆极精审。
《古史纪年》之成，非一日之功，乃林氏积年心血所萃。其书虽偏重纪年，然亦兼具考史之功能，故后世学者多参考焉。尤其《竹柏山房稿》丛书中，此书与《春秋纪年》、《战国纪年》等相辅相成，为研治上古史者不可或缺之典籍。
要之，《古史纪年》十四卷，文辞雅洁，论证缜密，足资后世学者取法。林春溥之考证功夫，可谓深矣，其为古史之贡献，亦可谓巨矣。此书之价值，不仅在于纪年之准确，更在于其为古史研究提供了一部系统的、严谨的参考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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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汲冢纪年存真〉
二卷
.清归砚斋刻本
《汲冢纪年存真》二卷，附《周年表》一卷，清朱右曾所撰，归砚斋刻印。是书乃辑录《竹书纪年》之精要，考辨其真伪，以存古史之原貌。朱氏博通经史，深究古籍，于《竹书纪年》之研究尤为精审，故此书于考据学中颇具价值。
《汲冢纪年》原为晋代汲郡古冢所出竹简，记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事，至战国末年。然原简早佚，后人所传多经增删，真伪混淆。朱氏有感于此，遂广搜众本，参酌诸家之说，详加校勘，去伪存真，辑成《汲冢纪年存真》二卷。其书虽非全帙，然于《纪年》之原本，颇能得其梗概。
至若《周年表》一卷，则以《纪年》为本，参以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等书，编年纪事，列周代诸侯世系，年次分明，脉络清晰。朱氏于此表不仅详列诸侯之兴亡，更考其封地、世系及事迹，补正史之缺漏，诚为研治周史者之津梁。
归砚斋所刻，版式工整，纸墨精良，字体隽秀，足见清刻之精美。此书之刊行，不仅为研究《竹书纪年》者提供了重要资料，亦为考据学之典范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朱氏之苦心孤诣，于斯可见，后世学者当珍之宝之，以传久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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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竹书纪年集证〉
五十卷
.江都陈氏丛书本
《竹书纪年集证》五十卷，附《首》一卷，清季陈逢衡所撰，江都陈氏丛书本也。此书集古今之考证，汇百家之议论，于《竹书纪年》一书，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详实的注解与考证。
《竹书纪年》乃古代纪年之书，记载自黄帝至春秋末期之历史事件，为研究古代史提供重要资料。然此书历经传抄，内容多舛误，亟待整理。陈逢衡博采群书，参考众家，对《竹书纪年》进行了全面的校勘与考证。
是书首卷为序言与凡例，阐明编撰旨趣与校勘原则。五十卷中，每卷皆以《竹书纪年》原文为主，附以陈氏之考证与注释。陈氏注释详尽，不仅对原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读，还对历史事件、人物、地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与探讨。
陈逢衡之学识渊博，尤精于史地之学，故其考证精审，见解独到。他不仅参考了大量的古代文献，还结合了当时的实地考察，使得考证更加具有说服力。此外，陈氏还注意到了《竹书纪年》与其它古代文献之间的关系，通过对比研究，进一步揭示了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《竹书纪年集证》不仅为研究《竹书纪年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，也为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。此书编撰严谨，考证精详，实为清代学术研究之重要成果。江都陈氏丛书本之出版，更使此书广为流传，为学者所重。
综上所述，《竹书纪年集证》五十卷、《首》一卷，乃清陈逢衡之精心之作，对《竹书纪年》之研究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，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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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书统笺》十二卷，清徐文靖所撰，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乃考史之要籍也。文靖博学多识，精于史事，此书为其毕生心力所萃，旁征博引，考订精严，实为考据学家之杰作。
是书以《竹书纪年》为本，广搜群籍，参校异同，补其阙漏，正其讹误。其体例谨严，先列《竹书》原文，次引各家注疏，复加按语，辨正得失，阐发新义。尤详于年代、地理、人物、制度，务求确凿，不尚空谈。故其书虽名为笺释，实兼考证、辑佚、补正之功，于古史研究贡献殊多。
书中于《竹书纪年》所载诸事多所发明，举凡夏商周三代之兴衰，春秋战国之纷争，皆详加考辨，论其得失。如夏禹至桀之世系，商汤至纣之历年，周文、武之创业，齐桓、晋文之霸业，皆据《竹书》而推其本末，参以他书，证其真伪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又于春秋战国诸国之世系、地理沿革，多所考订，详加补正，足以补正史之不足。
是书于历代注疏亦多所采择，举凡杜预、郭璞、司马贞、张守节诸家之说，皆辑录详备，参以己见，辨其是非。如杜预《春秋左传注》、郭璞《山海经注》、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、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等，皆为文靖所引，间加考辨，补其阙漏，使史事更为明晰。
此外，文靖于古籍辑佚之功亦不可没。是书所引诸籍，多已亡佚，赖此得以保存一二。如《鲁连子》《汲冢琐语》《穆天子传》等，皆为后世学者所珍视。
总之，《竹书统笺》一书，博采众长，考订精详，实为研究古史不可或缺之要籍。文靖之学问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凡欲研治上古史者，不可不读是书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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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考定竹书》十三卷，清人孙之騄所撰，辑于《晴川八识》之中。是书专为考辨《竹书纪年》而作，旨在正其讹误，明其真伪。孙氏博采群籍，精研古史，以严谨之态度，逐条考订，务求其是。
《竹书纪年》者，本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记，至晋代出土，为稀有之古籍。然其流传既久，讹误滋多，后世学者多有疑之者。孙之騄有感于此，遂撰《考定竹书》，以匡正其失。
书分十三卷，卷一至卷三为总论，详述《竹书纪年》之流传、版本及其价值，并指摘前人考证之疏漏。卷四至卷十二为考订正文，逐条辨析《竹书纪年》之记载，或证其可信，或辨其讹误，或补其阙漏。卷十三为附录，辑录相关文献，以备参考。
孙氏考证，兼采众说，尤重实证。其于古籍中钩稽史料，参互比较，务求确凿。凡有疑义者，必详加辨析，不轻下断语。如《竹书纪年》所载夏商年数，与《史记》多有不合，孙氏详考之，指出《竹书纪年》之说为可信，而《史记》之误在于误采后世传说。又如《竹书纪年》所载春秋时事，与《左传》互有异同，孙氏亦逐一考辨，辨明其是非。
是书之成，不仅为《竹书纪年》之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，亦为古史考证树立了典范。孙氏之治学严谨，考辨精详，堪称清代考据学之大家。《考定竹书》一书，实为研究《竹书纪年》及上古史之必备参考，其价值不容忽视。
要之，孙之騄《考定竹书》十三卷，乃清代考据学之重要著作，其于《竹书纪年》之考证，尤见功力。是书详博精审，辨证严谨，既匡正前人疏误，复为后世研究提供宝贵资料，诚为考据学之圭臬，古史研究之津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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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南朝梁沈约所注，乃古代史籍之瑰宝，今四部丛刊景印天一阁刻本，尤显其珍贵。此书原为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撰，载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事，至战国末而止。其书以竹简写成，故名《竹书纪年》。沈约，字休文，南朝梁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，其注《竹书纪年》，广采众说，详加考订，为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《竹书纪年》之内容，多涉古代帝王世系、政治变迁、战争征伐及天文历法等，其记载虽简略，然史料价值极高。书中所述，与《史记》等传统史籍多有异同，尤其于夏商周三代之纪年，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线索，对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。沈约之注，不仅对原文进行了详细解释，更引用了大量古籍文献，如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尚书》等，以佐证其说，使《竹书纪年》之内容更加丰富，更具学术价值。
四部丛刊景印天一阁刻本，乃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所编，收录了大量珍贵古籍，其中《竹书纪年》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，被收入其中。天一阁为明代范钦所建，乃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，所藏书籍多为珍本、孤本，四部丛刊景印天一阁刻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即以此为底本，其版本之精良，印刷之清晰，为后世学者所推崇。
此本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虽历经沧桑，然保存完好，字迹清晰，版面整洁，实为古籍版本学之瑰宝。沈约之注，详实严谨，注文与原文相互呼应，使读者得以深入理解古代历史之脉络。此书不仅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，亦为古籍收藏家所珍视，堪称古代文化之瑰宝，学术研究之重要参考。
总之，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沈约注，四部丛刊景印天一阁刻本，乃古代史籍中之珍品，其内容详实，版本精良，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，实为古籍中之瑰宝，学术研究之重要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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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南朝梁沈约所注，乃四库全书之一也。此书原为竹简所载，因名“竹书”，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编，记载自黄帝至战国之历史。沈约，梁代文学大家，博学多才，尤善文史，为是书作注，注解详实，颇有助于后学。
《竹书纪年》所载，与《史记》等正史多有不同，尤其关于商、周两代之事，其说独异。如大禹治水之事，竹书谓禹为夏后氏之祖，与《史记》所载相异。又如商汤之事，竹书称汤为殷之始祖，亦与《史记》之说不类。故学者多以此为异书，然其史料价值不可忽视。沈约之注，详考其事，广引群书，辨其异同，实为研究古代历史之重要参考。
此书自宋以来，流传渐广，然其原本久佚，今所见者多为后人辑佚本。四库全书所收，亦为辑本。沈约之注，虽非原书，然其考证精详，足资参考。且其所引古书，今多不存，故其注疏更显珍贵。学者读此，可知古史之异同，考其源流，辨其真伪，实为研史之要籍。
总之，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虽为辑本，然其史料价值不可小觑。沈约之注，考证详实，广引群书，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此书不仅是研究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献，亦是了解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。学者若能细读此书，必能有得于古史之真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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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南朝梁沈约注，载于古今逸史本，乃古史之珍籍也。其书原出战国，乃魏国史官所录，记自黄帝至魏安釐王年间事，堪称上古至战国史之重要参证。沈约，字休文，吴兴武康人，南朝梁著名文士，博学多才，精通史学，尝注《竹书纪年》，使湮没之古籍复为后人所知。
《竹书纪年》者，其名源于竹简，战国时以竹简编录而存于世，故称“竹书”。其书所载，多与《史记》异同，或补《史记》之阙，或正《史记》之误，实为研究上古史之珍贵史料。然其书久佚，至晋武帝太康二年，于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出土，方重见天日。沈约得此残编，遂悉心整理补注，使之流传至今。
沈约之注，考据精详，辨疑释难，尤重义理。其于史事之异同、年代之错讹，皆有详尽辨析，为后世学者所重。《竹书纪年》原本简略，语多晦涩，沈约注则条分缕析，使其文义朗然，便于后世阅读。其注尤重史实之可信度，凡不可确信者，皆存疑而不妄断，其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。
古今逸史本所载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虽非完璧，然其价值不可轻忽。其书所记上古帝王年号及事迹，虽与《史记》多异，然正因其异，方得引人探究古史真相。沈约之注，亦使此书成为研究上古史及战国史之重要参考文献。
总之，《竹书纪年》二卷，沈约注本，乃古史之瑰宝，虽经岁月摧残，然其价值不减。其书为研究上古史、战国史之珍贵史料，沈约之注则为其增添学术光辉，实为后世学者不可不读之典籍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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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校刊资治通鉴全书》，乃清人胡元常所辑，光绪十四年，长沙杨氏刻印。是书乃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之校本，博采众长，考订精详，为研读《通鉴》者所必备。
《通鉴》一书，上起战国，下终五代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编年体之巨著也。司马光主笔，历十九载而成，史料浩瀚，叙事详尽，然亦难免错讹。胡氏有感于此，遂广搜宋元旧本，参以历代注疏，悉心校勘，订正谬误，补阙拾遗，使《通鉴》更加完善。
是书凡二百九十四卷，每卷之后，附有胡氏校勘记，详述所用版本及考订之由，并附有《资治通鉴释文》三十卷，对《通鉴》中疑难字词进行解释，便于读者理解。胡氏校刊，不仅注重文字校勘，更重视史实之考证，于历代帝王将相之行事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之制度，皆有精辟见解。
长沙杨氏，乃当地望族，素以刻书闻名。其刻本以精良著称，是书亦不例外。字体工整，墨色均匀，纸张洁白，装帧考究，堪称佳品。
《校刊资治通鉴全书》，既保留了《通鉴》之原貌，又弥补了其不足，为后学者提供了更为准确、可靠的史料。其校勘之严谨，考订之精审，刻印之精美，皆堪称典范，实为《资治通鉴》研究之重要版本。
今人研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若不观此书，恐难窥其全貌，亦难明其精义。是书之价值，当与《通鉴》并传不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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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》一百九卷，乃清圣祖玄烨所批，宋荦等编纂之巨帙。此书成于康熙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，由扬州诗局刊刻，实为史学之瑰宝，亦为御批之典范。
夫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，本为南宋朱熹所撰，乃提纲挈领，删繁就简，将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之精华辑录成书。其体例严整，条理清晰，便于后世学者研读。清圣祖玄烨，博学多才，尤重史学，尝多次阅读《通鉴纲目》，并亲加批注，遂成此《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》。
是书之批语，不仅揭示圣祖之史学见解，更可见其治国理政之思。其批注既有对史事之考证，亦有对人物之评价，更有对治乱兴衰之深刻反思。圣祖之批语，言辞精炼，见解独到，常能切中肯綮，为后人研读《通鉴纲目》提供了宝贵之指导。
宋荦等编纂此书，亦颇具匠心。其于圣祖批语之外，复加注释与按语，以阐释圣祖之意，使读者更易理解。且此书编排井然，卷帙浩繁而不失条理，彰显了编纂者之严谨与细致。
扬州诗局之刻本，亦为良工细作。其字体端正，雕刻精美，版式疏朗，装帧考究，实为清代刻本之上乘。书成之后，广为流传，备受学者推崇，成为清代史学领域之重要文献。
总之，《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全书》一书，集圣祖之批语、宋荦等之编纂、扬州诗局之刊刻于一体，实为清代史学之集大成者。其不仅为研习《资治通鉴纲目》之重要参考，更为后世治国理政、修身齐家提供了宝贵之鉴戒。此书之价值，犹如历史长河中之明珠，历经岁月而愈发璀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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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两汉纪》六十卷，宋王铚辑，清光绪间吁南三余书屋刻印也。是书乃汇集西汉、东汉之史事，详载两汉兴衰之迹，尤重纪传之体，兼采诸家之说，以成此书。王铚，宋之博学鸿儒也，其辑此书，意在补正史之阙，备他书之遗，实为两汉史料之渊海也。
光绪年间，吁南三余书屋主人，夙耽史籍，见是书版本稀罕，恐其久佚，遂鸠工刊刻，以广流传。所刻之书，版式整饬，墨色鲜润，字迹工整，装帧精良，实为刻本中之翘楚也。其书卷首有序，详述辑录之由，次为目录，条理井然，便于检阅。正文则依编年之体，次第铺陈，叙事详赡，考异精审，引证广博，足资考史者之参稽。
是书之辑，王氏广采群书，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等正史，以及《东观汉记》、《汉纪》、《后汉纪》等编年史，兼及诸子百家、释道典籍，凡有关两汉史事者，无不搜罗殆尽。其于史料之取舍，尤见用心，或补正史之阙，或纠旧注之谬，或辨异闻之讹，或存已佚之书，凡此种种，皆足证其博学而审慎也。
吁南三余书屋之刻是书，非唯保存古籍之功，亦有益于学术之研讨。其书既成，学者得便览两汉之史，考究之资，研究之助，诚为不可多得之善本也。且其书之流传，亦可见清季士人嗜古之勤，存文之志，实为文化传承之一大贡献。
综观是书之辑刻，王氏之博学，吁南三余书屋之勤勉，皆可称道。其书既为两汉史之要籍，亦为清季刻书之佳制，今虽经百有余年，犹可读可藏，诚为古籍之瑰宝也。后之览者，苟能由此书而窥两汉之史，考究之深，发明之广，亦不负辑者、刻者之苦心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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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两汉纪》六十卷，东汉荀悦所撰，明万历二十六年南京国子监刻本，乃记述两汉史事之巨著。荀悦，字仲豫，颍川颍阴人，博学多才，精研史策，以《汉纪》扬名于世。其书以《汉书》为本，删繁就简，择要述事，推陈出新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《两汉纪》分为前、后两纪，前纪三十卷，述西汉自高祖至王莽之史；后纪三十卷，述东汉自光武至献帝之事。其体例仿《春秋》，按年系事，以纲目体编排，文字简练，叙事清晰，便于读者览阅。荀悦于书中注重史事之因果，详述人物之得失，且不时插入己见，评点历史，尤重德治之推崇，治国之主张。
此书既承《汉书》之严谨，又创新纪传之体例，实为研究两汉历史之重要参考。其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诸方面，尤对朝廷典章制度、地方行政、社会风俗等多有详述，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之史料。
明万历年间，南京国子监重刻此书，意在弘扬儒学，传承史籍。此本字迹工整，版式规范，刻印精良，实为明代刻书之精品。其流传至今，不仅为研究两汉史事之宝典，更在版本学、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总之，《两汉纪》六十卷，乃荀悦心血之作，其书简而不疏，繁而不杂，为两汉史研究之要籍。明万历南京国子监刻本，更显其版本之珍贵，为后世学者所珍视。其书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并称，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，是为史家必读之经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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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两汉纪》六十卷，乃晋代袁宏所撰，东汉荀悦补缀之史籍也。袁宏，字彦伯，琅琊阳都人，博学多才，为晋代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其书以编年体例，载述西汉、东汉两朝之史事，上起高祖刘邦，下迄献帝刘协，备录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诸方面之大事，为研究两汉历史之重要文献。
荀悦，字仲豫，颍川颍阴人，东汉末年著名学者、政治家，曾任尚书郎、黄门侍郎等职。其补缀之文，增补袁宏所未及载之史料，尤详于东汉末年之事，使此书内容更为完备。
是书明代嘉靖二十七年，吴郡黄姬水付诸剞劂，刻印成册。黄姬水，字继洲，吴郡人，为明代著名刻书家，其刻书以精良著称。此本《两汉纪》，版式整饬，字体秀丽，纸张精良，为嘉靖刻本之佳品，历来为藏书家所珍视。
《两汉纪》之史料价值，一在于其编年体例，梳理两汉历史脉络，使读者得以明晰各时期之变迁；二在于袁宏、荀悦皆为当时之名人，其行文叙事，或简或详，皆成章法，为后世史家所取法。此外，书中亦载有不少人物事迹、风俗轶事，为研究两汉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总之，《两汉纪》为研究两汉历史不可或缺之典籍，其史料之详实，体例之严谨，堪称史书之典范。黄姬水此本，刻工精美，流传有序，堪称善本，为学术研究、古籍收藏之重要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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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贰臣传〉
八卷
.清京都荣锦书坊刻本
《贰臣传》凡八卷，《逆臣传》凡二卷，乃清季京都荣锦书坊所刻之典籍也。此二书，所以纪历代之贰臣、逆臣者，垂鉴后世，警醒人心，实为史家之宝鉴，治乱之龟鉴也。
《贰臣传》者，萃集历代背主投敌、身事二主之士，详述其行迹，品评其功过。自周秦以降，至于明季，凡百余人，皆在是编。其间有富丽堂皇而终致败亡者，有穷困潦倒而反致显达者，有忠孝节义之名存而实亡者，有奸佞险恶之名亡而实存者。阅是书者，当知贰臣之可耻，忠臣之可贵，故能明善恶之分，辨忠奸之别。
《逆臣传》者，则专载叛国逆贼、乱臣贼子之徒，叙其悖逆之状，揭其丑恶之迹。自汉唐以还，至于清初，凡数十人，悉在其中。彼等或弑君篡位，或结党营私，或祸国殃民，或卖主求荣。览是书者，当识逆臣之可诛，直臣之可敬，故能正人心，息邪说，维纲常而振风化。
荣锦书坊者，清季京都之著坊也，以刊刻精良、校勘严谨而闻名于世。此二书之刻，亦承其绪，字迹工整，纸墨俱佳，洵为书林之珍品，学者之瑰宝。昔人云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今观《贰臣传》、《逆臣传》，诚哉斯言。愿后世君子，以史为鉴，涤瑕荡秽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，则此书之刻，岂徒然哉！
总而论之，《贰臣传》、《逆臣传》二书，虽述往古之事，实寓褒贬于其中。其刻版精良，内容翔实，为后世明鉴之资，亦为书坊刻书之典范。吾人览之，当思古人之得失，以为惕励，庶几可无愧于斯书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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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儒林传稿》四卷，清阮元撰，刊于嘉庆十七年。阮元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仪征人也。乾隆五十四年进士，历官至太子太保、礼部尚书，学问渊博，著述颇丰。此书为其汇辑儒林诸贤传记之作，旨在彰明儒道，垂范后世。
其书凡四卷，卷一载汉至唐之儒者，卷二载宋元之儒者，卷三载明之儒者，卷四载清之儒者。每卷皆按时代先后为序，详录儒者生平、学行、著述及其学术贡献。阮元采撷经史子集，旁及碑铭、谱牒、方志等文献，考辨精审，取舍严谨。其所辑传记，既重世家盛德，亦录隐逸高士，兼及经学、理学、文学诸科，以示儒道之广博。
阮元编此书，意在表彰儒林，阐扬圣学。其序有云：“儒者，国之本也；儒林者，学术之源也。采其事迹，辑为传稿，以俟后之君子。”又言：“儒者之道，以明德为本，以新民为用，以止于至善为归。是书所载，皆儒林之楷模，学术之正脉，观之者可以知所学矣。”阮元以此为儒林存史，亦为后世学者立范，其用心可谓深远。
此书体例严谨，叙事简明，文辞典雅，考证详实。阮元于每传之后，多附评论，或阐发儒者学术之精义，或评议其得失，或指陈其影响，皆言简意赅，切中肯綮。读此书者，不惟知儒林之盛，亦可明学术之变，览古今之得失。
《儒林传稿》刊行后，广为流传，为研究儒林史、学术史之重要文献。其书虽仅四卷，然所录儒林诸贤，自汉至清，包罗广泛，堪称儒林传记之集大成者。阮元此书，实为儒林存史之巨制，后世学者所当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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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满汉名臣传〉
八十卷
.清京都琉璃厂荣锦书坊刻本
《满汉名臣传》八十卷，清代京都琉璃厂荣锦书坊所刻，乃辑录满汉两族名臣之列传，条分缕析，蔚为大观。此书之成，非特记载一时之人物，亦以彰扬忠义、励世教民为旨趣，诚为世所稀见之典册也。
其书始纂于清中叶，盖以清朝自建鼎以来，满汉交融，英才辈出，故辑录其行迹，以垂后世。全书分为八十卷，每卷各列名臣数十人，或为宰辅，或为将帅，抑或为文学之士，皆以功勋卓著、德行高洁而入选。其所记述，既详且实，或载其生平遭际，或录其政绩功业，或摘其奏议文章，无不具载，以资后人考鉴。
此书刊刻于京都琉璃厂荣锦书坊，坊间素以刻书精良著称，故其版式工整，字画清晰，纸墨上乘，可谓精工细作，堪为善本。雕版之时，又经校雠严谨，字句无误，篇章有序，读之令人仰止。
夫《满汉名臣传》，不独为表彰先贤、嘉惠后学之宝典，亦为研究清代历史、政制及民族文化之重要资料。其所载名臣，或开国元勋，或中兴良佐，其事迹与国运休戚相关，读者可由此窥见清代政治格局、文化风貌及满汉民族关系之演变。
独惜此书流传未广，知者甚少，然其价值，实不可磨灭。今之学者，若能广搜此书，细加研读，必能于清代史事有更深之理解，亦能从中汲取治国安邦之智慧，实为不可多得之珍籍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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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钦定外藩蒙古回部公表传〉
一百二十卷
.四库全书本
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公表传》，凡一百二十卷，乃清代官修之巨著，载入《四库全书》史部传记类。是书编纂始于乾隆年间，详述外藩蒙古及回部诸王公之世系、功绩、封爵、事迹，实为清廷羁縻边疆、彰显恩威之重要文献也。
其体例严谨，每卷首列世系表，次为传略，末附敕谕、碑记、奏疏等，资料翔实，考订精审。书中所述，广涉蒙古各部若科尔沁、喀喇沁、土默特等，以及回部若哈密、吐鲁番、乌什等地，详载其酋长之受封袭爵、朝贡聘问、战功勋绩，乃至婚丧嫁娶、部族迁徙等事，无所不包。
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公表传》之编纂，既为清廷统治边疆之政策实录，亦为研究清代民族史、边疆史之珍贵史料。其内容虽多褒奖之辞，然亦不乏实情记载，足资后人考辨。如其中所载蒙古各部与清廷之互动，回部诸首领之忠诚与叛变，皆可窥见清代边疆治理之复杂与多样。
是书文辞典雅，叙事简洁明快，既具史书之严谨，又有文学之韵味。其编纂乃集众手而成，主其事者多为当时硕学鸿儒，故其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，非寻常传记可比。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此书，足见其地位之崇高。后世学者，凡论及清代蒙古、回部之事，莫不引此书为据。其影响之深远，可见一斑。今人读之，既可了解清代边疆之历史变迁，亦可体察清廷对边民之怀柔与威慑，诚为治史者不可不读之经典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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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〉
十二卷
.清京都琉璃厂刻本
《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》十二卷，首一卷，乃清高宗弘历敕撰之巨著，载宗室王公之勋绩，昭昭乎如日月之明，熠熠乎若星辰之灿。是书之成，实为彰祖宗之德，显宗室之贤，以垂范后世，永传不朽。
书之所载，宗室王公，或以忠勇著，或以智谋显，或以仁德闻，或以勤政称。各卷之中，详述其生平事迹，功勋卓著，忠勤王事，辅佐朝廷，安邦定国，皆可谓人臣之楷模，宗室之表范。首一卷，则概述全书之旨，明列撰述之由，乃为全书之纲领，读者当先览之，以明全篇之脉络。
是书刻于清京都琉璃厂，刻工精良，字迹清晰，版式工整，实为古籍之珍品。琉璃厂者，京师刻书之重地，素有“刻书如织，字画如绣”之称，其所刻之书，皆为上乘，尤为文士所珍。
读《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》，不惟可知宗室王公之勋绩，亦可见清廷对宗室之厚待，及宗室对朝廷之忠勤。是书之于史，实为不可或缺之资料，之于文，亦为不可多得之佳作。
今观此书，其文辞之雅，叙事之详，皆可见撰者之用心，刻者之精工。读之者，当感宗室之忠，思王公之贤，亦当悟朝廷之盛，观历史之变。诚可谓一部史书，一部文典，一部宗室之宝鉴，一部朝廷之实录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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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》十二卷，乃清高宗弘历皇帝敕撰，收录于《四库全书》之史部传纪类。此书专述清代宗室王公之勋业，旨在表彰其功绩，垂范后世。全书以纪传体为主，分卷列述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贝子等宗室贵胄之生平事迹，详载其辅政之劳、征战之功及为官之德。
卷一至卷三，所述皆为开国元勋，如礼亲王代善、郑亲王济尔哈朗等，其功在于奠定清室基业，平定四方，安邦定国。卷四至卷六，则载顺治、康熙两朝之宗室重臣，如睿亲王多尔衮、肃亲王豪格等，其功在于辅佐幼主，稳定政局，续写盛世。卷七至卷九，述雍正、乾隆两朝之宗室王公，如怡亲王胤祥、和亲王弘昼等，其功在于勤政爱民，革新吏治，振兴文教。卷十至卷十二，则录乾隆朝后期之宗室功臣，如定亲王绵德、庆亲王永璘等，其功在于镇守边疆，平定叛乱，维护国祚。
此书不仅详载宗室王公之个人事迹，亦旁涉其家族渊源、爵位承袭及朝廷封赏，俾后世知其所始，明其所终。书中所述，皆据实录、起居注等官方档案，兼采私家文集、方志野史，务求史实详确，文辞雅驯。其编纂体例严谨，内容充实，既为研究清代宗室制度之重要史料，亦可窥见清廷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变迁。
弘历皇帝敕撰此书，既为彰显宗室王公之勋业，亦期以激励后世子孙，承先人之志，继先业之功。故此书不仅为史家所重，更为宗室子弟所必读。其价值在于既可补正史之阙，又可垂训后世，诚为清代官修史书之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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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史稿》者，中华民国赵尔巽等所撰，凡五百三十六卷也。是书肇于民国十六年，清史馆铅印以行世。其体例仿前代正史，分纪、志、传三端，载有清一代之事迹。
首为纪，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帝溥仪，凡十二帝，各为纪传，详其生平行事，载其年月大政，以备后世考镜。其志则分天文、地理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选举、职官、食货、艺文等十类，详载清代制度、典章、风俗、物产，实为研治清代社会经济、文化制度之重要资料。其传则分后妃、宗室、功臣、文苑、儒林、循吏、方技、列女等门，广收清代各阶层人物之事迹，以见一代之人物兴盛。
是书虽为民国所修，然其问题亦有可言者。其一，编纂仓促，史料取舍未尽精审；其二，人物列传或有偏颇，褒贬不甚公允；其三，笔法拘泥旧制，未能突破传统史书之局限。然则，其价值亦不可忽视。是书为清代正史之唯一全本，虽非尽善，然其史料之丰，体例之备，实为研究清代历史之重要参考。
昔人云：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”是书虽为清史之终篇，然其载一代之兴衰，记百年之治乱，实为后世之镜鉴。今人研读是书，当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以明一代之得失，亦为治史者之要务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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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疆绎史勘本》三十卷，清温睿临撰，李瑶堪定；《摭遗》十八卷、《首》二卷、《恤谥考》八卷，清李瑶撰。清道光十年木活字印本。此书乃南明史之重要典籍，详述明末清初南明诸政权之兴衰，补正史之阙，考辨疑误，为后世研究南明史之重要参考。
温睿临，字公度，号南村，浙江仁和人，清初史学家。其撰《南疆绎史》三十卷，专记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历诸朝史事，采摭广博，考订精详，尤重人物传记，为南明史之鸿篇巨制。然其书久未刊行，传世多抄本，讹误甚多。道光初年，李瑶得温氏原稿，详加校勘，补正缺漏，厘定体例，成《南疆绎史勘本》三十卷，使之臻于完善。
李瑶，字瑶斋，浙江钱塘人，清中期学者。其于温氏《南疆绎史》外，复撰《摭遗》十八卷、《首》二卷，辑录南明史料之未载于正史者，补充温氏之阙，尤重野史笔记、碑铭谱牒，搜罗甚富，考辨精审。又撰《恤谥考》八卷，考订南明诸帝、后妃、臣僚之谥号，辨析其渊源流变，为研究南明谥法之重要文献。
此书以木活字印制于清道光十年，字体工整，版面清晰，虽经百余年，仍完好如新。其内容翔实，考证严谨，实为南明史研究之宝贵资料。昔人评温氏《南疆绎史》为“南明史之纲目”，李氏之《摭遗》、《恤谥考》则为“南明史之羽翼”，二者相辅相成，堪称南明史之双璧。今观此书，既可窥南明诸朝之兴亡，亦可知清初史学之成就，洵为研史者之津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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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南疆逸史》者，淸温睿临所撰也。凡五十六卷，其书专纪南明史事，自弘光、隆武、永历三朝，以至鲁监国、郑成功等，详载其兴废，述其成败。温氏生于淸初，目睹鼎革之变，心系前朝，故秉笔直书，以存史实。其书虽为私撰，然考据精详，叙事条理，颇得史家之体。
其后，杨凤苞作《跋》一卷，补温氏之未备，正其讹误，增其阙略。杨氏亦淸初学人，博通经史，其《跋》文简义深，足资参考。
此书传至淸末，傅氏长恩阁得之，遂命人抄录，以广其传。傅氏素好藏书，尤重史籍，其抄本字迹工整，纸墨精良，虽历经岁月，犹可窥见当年之风貌。
《南疆逸史》一书，不仅为南明史之重要文献，亦为淸初史学之瑰宝。温氏之笔，杨氏之跋，傅氏之抄，皆为此书增色不少。后人读之，可知南明之兴亡，亦可感淸初学人之用心。此书之价值，固不待言也。
然此书流传未广，抄本亦稀，幸得傅氏长恩阁抄本，庶几可窥全豹。愿后世学人，珍视此书，传之久远，以资史学研究云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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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明史考证攞逸》四十二卷，清季王颂蔚所著，《补遗》一卷，其子王季烈续成。是书为嘉业堂丛书本，乃考证明史之巨制，补正史之阙，纠传世之讹，实为史学之瑰宝。
王颂蔚，字季鹰，江苏吴县人。其学渊博，尤精于史。鉴于《明史》虽为官修，然多疏漏谬误，遂发愤著此书。其书广征博引，凡正史、野史、笔记、碑铭、文集，无不涉猎，以考证史实，辨正讹误。其考据精详，论断审慎，堪称史家之楷模。
《明史考证攞逸》分卷四十有二，每卷皆以《明史》本纪、志、表、列传为纲，次第考订。其考证之精，不仅在于纠正史实之误，更在于揭示历史之真相。如《太祖本纪》考订，对明太祖朱元璋之出身、起义、定鼎诸事，皆详加考证，补正史之不足；又如《宦官传》考订，对明代宦官之权柄、罪行，亦多揭示，以正史家之失。
王季烈，字幼安，承父业，续成《补遗》一卷。其书虽为一卷，然增益之处亦多，尤以考证明代典章制度、人物事迹为详。其补遗之功，不亚于乃父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嘉业堂丛书，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刘承幹所辑，选书严谨，刻印精良。此本《明史考证攞逸》及《补遗》即为其丛书中之一种。其版本精善，校勘精细，为后世研究明史者所重。
总之，《明史考证攞逸》四十二卷及《补遗》一卷，乃考证明史之力作，补正史之阙，纠传世之讹，实为史学之瑰宝。其书不仅为研究明史者所必读，亦为治史者之典范。嘉业堂丛书本，版本精善，校勘精细，更为后世所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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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明史〉
三百三十二卷
.清五洲同文书局影武英殿二十四史本
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附考证，乃清人张廷玉等所纂，为明代正史之集大成者。是书影武英殿二十四史本，清五洲同文书局所刊，其体例严谨，文笔简练，考据精详，实为史家之瑰宝。
昔明亡清兴，修史之议起。康熙帝诏命纂修《明史》，历经数十年，至雍正朝成书，张廷玉等主笔。其书承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之遗风，而又有新意。分纪、志、表、传四体，纪载明代十六帝之事迹，志述典章制度，表列官职世系，传记人物生平，可谓包罗万象，详略得宜。
是书之纂修，多据实录、奏议、地志、家谱等原始资料，旁征博引，考证详实。尤以《考证》附于卷末，对史事、人名、地理等多有辨析，纠谬补阙，使读者得以明辨是非，不为虚妄所惑。
《明史》之文，简练而不失详实，叙事清晰，议论公允。其传部分，尤重人物品评，褒贬得当，既表彰忠良，亦揭露奸佞，为后世立传之楷模。且书中多有独到之见，如对明末农民起义、外患侵扰等事，多能从多角度分析，不为成见所囿。
清五洲同文书局影武英殿二十四史本，乃《明史》之精刻本，扉页题“武英殿聚珍版”，字迹清晰，版式规整，印刷精良，为书林所重。其影印本，不仅保存了原版风貌，更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。
总之，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附考证，堪称明代史料之巨著，其编纂之精，考证之严，文采之盛，实为历代正史之冠。而清五洲同文书局影武英殿二十四史本，更是此巨著之精粹，为史学者所必读，堪传千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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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明史〉
三百三十二卷
.四库全书本
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附考证，乃清人张廷玉等所撰，辑于《四库全书》之中。是书为纪传体，记述明朝自太祖朱元璋至思宗朱由检，凡二百七十六年之史事，旁及明末遗事，详略得宜。张廷玉，字衡臣，号研斋，清初重臣，学问渊博，尤长于史学，奉命主修《明史》而成就此巨著，流传后世，为史家所重。
《明史》编修始自康熙年间，历经多朝，至乾隆朝方告竣。其编撰过程，讲究详实，考信史料，力求赅备。书中体例承袭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传统，分本纪、列传、志、表，各部分各具特色，互为补充，脉络清晰。本纪载皇帝事迹，志则详述制度、天文、地理等，表列世系、职官，列传则传述重要人物生平，广搜博采，不遗余力。
其史料之丰富，考证之精审，尤为后人所赞誉。张廷玉等撰者，必据档案文献，参考古籍，旁征博引，去伪存真，以期还原历史真相。所附考证，则对疑难之处加以辨析，明辨是非，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参考。其史学价值，不仅在于详实记录明朝历史，更在于其中融合了清初史家的治史理念，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。
《明史》一书，虽为清代所编，然其对明代历史之记录与评价，颇具客观性与公正性，后世学者多以其为准。且因辑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得以广泛流传，影响深远。故此，《明史》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，更是研究中国历史、文化、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。张廷玉等撰者之功，亦因此书而永垂不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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