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龟山先生语录》四卷《后录》二卷，宋杨时撰。是编乃其门人陈渊、罗从彦、胡大原所记历年讲学之语，凡六部分，首尾完具，厘为六卷。书中辨经义、评史事、辟异端、论政教，盖沟通洛学与闽学之枢要文献也。四库馆臣称其“不失为儒者之言”，而张元济据宋刻校勘，谓其文字之佳胜，“非时本所可几及”，洵为研治宋代理学者不可阙之要籍。
【编撰】《龟山先生语录》之称，取义甚明。“龟山先生”者，杨时之号也。时晚年隐居龟山，学者因以称之，故其语录因以为名。其别名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龟山语录》五卷，盖宋时卷帙分合有异，今传世本与此著录不同。
是编之编撰，乃杨时门人所为。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九载：“延平陈渊几叟、罗从彦仲素、建安胡大原伯逢所录杨时中立语及其子迥稿。录共四卷，末卷为附录、墓志、遗事，顺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。”陈渊字几叟，杨时之婿，从学时最久；罗从彦字仲素，杨时高足，后传学于李侗，为朱熹之师祖；胡大原字伯逢，建安人，亦为龟山门人。三人各有所记，编纂成帙。其后杨时之子杨迥集其遗稿附入。至廖德明，又集附录、墓志、遗事为一卷。然今传宋本称“后录”而非“附录”，盖编次稍异。
是书所录，乃杨时于崇宁三年（1104年）至政和二年（1112年）间，历官荆州、京师、余杭、南都、毗陵、萧山等地的讲学之语，前后历时八年，遍布东西。其时正值王安石新学盛行之际，杨时针对王氏学术之弊多发议论。据杨时门人胡安国门人所撰后录所载，杨时在靖康初年任谏议大夫、国子祭酒时，“推本论奏其学术之谬，请追夺王爵、罢去配飨”，力辟王安石新学之害，其功甚伟。王龙蜕序赞之曰：“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孟氏者，其功顾不大哉！”
是书成书后，流传有绪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四卷，无撰人名氏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五卷，卷数与今本略异，盖传刻分合之故。及至宋季，有“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”刻本，与此本并行。吴坚所刊之本与《张子语录》行款悉同，书中“恒”“桓”“慎”“敦”等字阙笔，避南宋光宗以后讳，是为光宗后刻本。此本即今传世最古之宋刻本也。
【体例】是编凡四卷正文，复有《后录》二卷，合为六卷。全书共六部分，由门人陈渊、罗从彦、胡大原各记所闻，依讲学地点编次，卷帙井然。
其编次脉络甚清：第一卷题曰“荆州所闻”，记杨时在荆州教授期间讲学之语，乃书中首编，卷首即论尧舜以来圣贤之道、孔门弟子之事，辨析六经与佛氏之异，开宗明义。第二卷题曰“京师所闻”，记其在都城时与学者问答之辞。第三卷题曰“余杭所闻”，记其在余杭县令任上之语。第四卷末半兼及“南都所闻”“毗陵所闻”“萧山所闻”，地点各异，而所论贯通，一以贯之。
《后录》二卷，分上、下篇。上卷多载时人对杨时学术之评语与门人追述，如录程氏遗书、上蔡语录诸家论龟山之语；下卷则为论赞之辞，王龙蜕所谓“所载皆他人论赞之语”。《后录》为别本所无，此本独存，弥足珍贵。
书中每卷以所闻地点为纲，卷内条目则依问答形式，不拘一格。正文述杨时之言，篇首冠以“先生曰”或弟子所问之辞，即举杨时之答。其体例实仿《论语》之遗意，然较之《论语》简约之文，此编铺陈较为详尽，盖记闻者录其详以备遗亡也。其论经义，辩儒佛，排异端，或随问而答，或因事而发，皆自然流露，未尝刻意求工，然其学醇正，读之可窥其精神气象。朱熹尝论其文曰：“龟山语录与自作文又不相似，其文大故照管不到，前面说如此，后面又都反了。缘他只依傍语句去，皆是不透。”此朱子严于绳墨之论，然亦可见龟山语录之质朴无华。
全书正文约四万余言。宋刻行款，据铁琴铜剑楼所藏福建漕治刻本，每半叶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板心注字数及刊工人名。卷末有“正统戊辰仲夏在金谿义塾重装”一行，足见其传藏之迹。
【序跋】是编各版本所存序跋，凡可考者四篇：
一曰王龙蜕《龟山先生语录序》，撰于元至大三年（1310年）春正月。龙蜕，古番（今江西上饶）人，前朝进士，其序述当时杨时著述存亡之状：“以《年谱》求先生所著《礼记》、《列子解》，不可得，家传仅有《语录》”，故大加感叹：“宝屈产之乘，不若宝此书；宝垂棘之璧，不若宝此书。此书在穹壤间，如桑麻谷粟之有馀味。”此文叙《语录》之珍贵及其流传经过甚详，并明刊刻之原委。
二曰陆游所撰《跋龟山先生语录》，今存《渭南文集》。其跋论龟山之学及其在理学史上之承启地位，惜不存全帙，仅于别书引录可窥其论。
三曰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提要。南宋陈振孙撰，载于其书卷九。振孙详叙此编著者、卷帙及编排始末，谓“延平陈渊几叟、罗从彦仲素、建安胡大原伯逢所录杨时中立语及其子迥稿。录共四卷，末卷为附录、墓志、遗事，顺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。”此为著录此编最早之书目文献。
四曰《四库全书总目·龟山集提要》，清乾隆间四库馆臣撰。其文虽总论《龟山集》，而于《语录》言之甚详，称其“不失为儒者之言”。又辨析卷帙分合之异，谓“四十二卷本中有语录四卷，文字与是本合，然无附录”，又谓此本独有后录二卷，所载皆他人论赞之语，与陈氏《解题》所载不同，盖宋本与明清集本各有渊源。
此外，张元济于民国间影印宋本时撰校勘记一卷，跋文中详校诸本异同，附载于此编之后，亦属校刻序跋之一种。
【著者】杨时（1053—1135年），字中立，号龟山，南剑州将乐（今福建将乐）人。幼颖异，能属文，稍长潜心经史。熙宁九年（1076年），登进士第。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河洛之间，士人翕然师之。杨时调官不赴，以师礼见程颢于颍昌，相得甚欢。及南归，程颢目送之，喟然叹曰：“吾道南矣！”盖以道统之传期许杨时也。其后程颢卒，杨时年已四十，又师事程颐于洛。一日与同门游酢往见，程颐方瞑坐，二人侍立不去，及觉，门外雪深一尺矣。此即“程门立雪”典故所出，后世传为尊师重道之美谈。杨时师从二程，与游酢、吕大临、谢良佐并称“程门四大弟子”。然杜门不仕者十年，久之，历知浏阳、余杭、萧山三县及荆州教授。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，其声名远播高丽，宋使臣至其国，国王犹特问“龟山安在”。靖康初，金兵入侵，杨时任谏议大夫、国子祭酒，力主抗金，反对割地求和，上疏诋蔡京、王黼之乱政，请罢王安石配享，其论慷慨激烈，识者壮之。建炎间，以工部侍郎兼侍读致仕，晚年隐居龟山，专事著书讲学。杨时一生精研理学，被后世推为“程氏正宗”。其学承二程之绪，传于罗从彦、李侗，再传朱熹，遂开闽学之端。故《宋史》本传称：“暨渡江，东南学者推时为程氏正宗。”又曰：“朱熹、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，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。”杨时著作甚富，有《龟山集》四十二卷、《二程粹言》二卷及此书行世。尤于六经之学深有研究，极力推崇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孟子》，朱熹继其余绪而为《四书集注》，终成理学经典之定式。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杨时卒，年八十三，谥文靖。后人于将乐龟山麓建龟山书院、道南祠以祀之，宋度宗赵禥为书院题名。
【论赞】历代论是编者，以其沟通洛学与闽学之功为最。杨时亲炙二程，得河洛之正传，倡道东南，启朱熹闽学之端。四库馆臣虽以“不失为儒者之言”平淡论之，实寓褒扬于其中。朱熹于《朱子语类》论及杨时学术，谓“杨龟山最老，其所得亦深”，又曰“龟山天资高，朴实简易”，然亦时加批评，谓“龟山杂博，是读多少文字”，且言“龟山语录与自作文又不相似，其文大故照管不到”。此朱子严于求是、不掩师门之失，所谓爱而知其恶者，亦见其学之纯粹。
元王龙蜕序赞是书尤力，谓读此书“如饥得食，如渴得饮”，其重之也如此，又谓“息邪说，距诐行，放淫辞，以承孟氏者，其功顾不大哉”。陆游跋龟山语录，盛称其辟异端、卫正道之功。
明初宋濂《诸子辩》论杨时之学，称其得程氏之正，辨王安石新学之谬尤有功焉。清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集部别集类《龟山集》提要，定论杨时在理学传承中之地位，谓其“介于洛、闽之间，承前启后，厥功甚伟”。盖杨时之语录所以为学者所重，不在文辞之工巧，而在道统之存续。
张元济跋其校刻之本，一一枚举宋本与明清集本之异同，既叹宋刻之美善，亦明校勘之事不可不慎。其言曰：“虽是本亦间有舛误，然其佳胜处，固非时本所可几及者矣。”
【价值】《龟山先生语录》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为研究宋代理学南传提供第一手资料。杨时为二程高足，“程门立雪”主角，亲炙程颢、程颐，得河洛之正传，然其书传世者仅此语录与《龟山集》。此编所记，乃杨时历年讲学之实录，非后人追撰，门人亲闻亲录，可信程度较高。书中备载杨时对经学、史事、学术之见解，尤于辟王安石新学、辨儒佛之界用力最勤，为研究宋学由洛学至闽学之过渡提供了关键依据。
其学术地位，在于杨时实为程朱之间一关键枢纽。二程之学经杨时传于罗从彦，从彦传李侗，李侗传朱熹，此即“道南”之统绪。朱熹之学集宋代理学之大成，而其渊源可追溯至杨时，《宋史》所谓“朱熹、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，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”，正是此意。后人称杨时为“闽学鼻祖”，非虚誉也。是编又为后人了解杨时思想全貌之必备文献，其价值在《龟山集》语录部分之上，盖集本多所删削，而此宋刻独存其真。
此外，此编之校勘价值亦不可忽视。张元济跋中列举宋本与明清集本之异文，如卷一“记言正心尊德性”，集本误羼入“记言正行佛氏之言”八字；卷二全脱“耳余之交”一节；卷三脱“以气不和而然也，然气不和非其常，治之而使和，则反常矣”十六字；卷四误三“君”字为“尹”字等。此类讹夺不胜枚举，而此宋本皆可正之，是校勘龟山文字不可不据之本。
然是编亦有局限性。一曰编纂非出一人之手，陈渊、罗从彦、胡大原各有所录，其详略深浅不一，间有重复。二曰《后录》所载他人论赞，或有溢美之词，不可尽信。三曰朱熹尝批评龟山文字“怯弱”“照管不到”，盖其学重在体验，不尚文辞，故语录之文学性远不如其学术性。然此皆无伤大雅，要其为研究杨时及宋代理学者不可或缺之要籍也。
【版本】《龟山先生语录》四卷《后录》二卷，卷帙自宋已定，各代著录互有出入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著录《龟山语录》五卷，以末卷为附录，与今本之《后录》编排稍异。今传本最古者为南宋福建漕治刻本，系光宗以后刊行。此本与《张子语录》行款悉同，书中“恒”“桓”“慎”“敦”等字阙末笔，以避南宋帝讳。卷末镌“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治”二行，是为吴坚所刻。
此宋刻原本尝为明汲古阁毛晋所藏，后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，为清季四大藏书楼之一。民国间，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，辑印《四部丛刊续编》，特向瞿氏借得此宋刻原帙，据以景印。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因子部无多，故合于《续编》中印行，其书板高二十一公分，宽十六公分。此景印本今为通行最广之本。
是编元刻本存世极稀，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有元刊本，然今不可多得。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将乐知县林熙春重刊《龟山先生全集》四十二卷，其中收入语录四卷，然无《后录》。清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，杨氏后人于家祠“道南祠玉峰山馆”重刻《杨龟山先生全集》，亦录语录四卷，然条目分合与宋本略有不同。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夏子镕等修补重印，即世传之《龟山集》。《四库全书》亦以康熙五年本为底本钞录，名《龟山集》。
明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刻本《龟山先生集》三十五卷，语录分上下卷，条目较诸本为少，校勘价值稍逊。
民国间，又有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宋本，与《四部丛刊续编》本各有所长，学者当择善而从。
递藏源流可考者，此宋刻原帙自毛晋汲古阁出后，递经钱谦益、瞿绍基等名家收藏，最终归宿于国家图书馆。今海内所藏，以此宋刻为最古，元明诸本皆其后裔。
推荐最善版本二种：一为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宋福建漕治刻本。此本据宋刻原版景印，底本精良，文字佳胜远过明清诸本，且首尾完具。二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出版宋月阳校点本。此本以南宋吴坚福建漕治刻本为底本，校以宋诸儒鸣道集本，参校元刻本、明万历十九年林熙春刻本《龟山集》，兼采他校，注释详明，最便今日研读。若欲从事专门之校勘考据，则须以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宋本为根本，辅以张元济之校勘记，庶几可得其真。
【金句】
“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其用心必有在矣，学者不可不察之也。”（卷一《荆州所闻》，论圣贤之道不系于文字之多寡）
“古之学者以圣人为师，其学有不至，故其德有差焉。”（卷一《荆州所闻》，论学者必以圣人为准则）
“六经不言无心，惟佛氏言之；亦不言修性，惟扬雄言之。心不可无，性不假修，故易止言‘洗心尽性’，记言‘正心’‘尊德性’，孟子言‘存心养性’。”（卷一《荆州所闻》，辨儒佛之异）
“高明即中庸也。高明者，中庸之体；中庸者，高明之用耳。”（卷一《荆州所闻》，论体用不二）
“知中则知权，不知权是不知中也。”（卷一《荆州所闻》，论经权相济之道）
“知其理一，所以为仁；知其分殊，所以为义。”（杨时继承二程之论，后世朱子于此多有发挥，原见二程语录而龟山申之，为理学“理一分殊”说之要旨）
【适读】《龟山先生语录》所宜读者有四：一为研习宋明理学、中国哲学史之大学高年级学生及硕博士研究生，杨时为洛学南传之关键人物，读此可明道学由北而南之脉络；二为专攻宋元思想史、学术史之学者，是编所载杨时辟王安石新学、辨儒释之界，可窥两宋之际思想冲突之实况；三为古籍校勘、版本目录学之研究者，张元济跋中校勘记可资考镜宋刻与明清诸本之异同；四为爱好传统儒典之文化人士，其文质朴无华而言近旨远，篇幅适中，便于循序而进。
读是编当先备前提条件。首须粗通宋代理学之基本脉络，知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二程诸子之学，尤须知杨时在道统传承中之位置，所谓“吾道南矣”四字，实为全书之精神所在。次当略知王安石新学与洛学之分歧，《三经新义》《字说》之得失，杨时上疏请罢王安石配享之背景，如此方知其论学之宗旨。又须知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《孟子》“四书”之基本内容，杨时“于六经之学深有研究，极力推崇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《孟子》”，此四书实为朱子《四书集注》之基础，不读四书，则难窥其议论之根柢。若通读《宋史·道学传》及《宋元学案·龟山学案》，更可明其学术渊源。
阅读之法，宜循序渐进。首读王龙蜕序及四库提要，粗晓全书宗旨与版本源流；次取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载《龟山集》提要，以识杨时生平学术之大略。次读第一卷“荆州所闻”，此篇为入门锁钥，杨时论圣贤之道、辨儒佛之异、明体用之分，皆具纲领。次第二卷“京师所闻”、第三卷“余杭所闻”，论经义益深，可与二程语录参读。后二卷“南都所闻”以下及《后录》，可合而观之，以窥其论学之全豹。
若欲深究，宜参照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“程子门人”条，朱熹对龟山多有褒贬，读之可见闽学与洛学之异同。又须备《龟山集》四十二卷，以语录与文集相参互证，方得杨时学术之全貌。当代点校本以宋月阳校点本最为完善，以宋刻为底本，参校诸本，注释精审，可作入门之阶梯。张元济校勘记一卷，虽附于景印本后，亦当细读，其于宋本与集本异同辨析精微，足供校勘之资。
今人治理学，多从朱子入手，然不溯其源，无以知其流。读龟山语录，正可寻朱子学术之渊源。盖杨时与罗从彦、李侗、朱熹四代相承，道统一脉，“承前启后，厥功甚伟”，读此编而知宋明理学由北而南、由博返约之历程，斯为得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