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书》者，汉太中大夫贾谊撰，凡十卷五十六篇。其书上论秦政之失，下陈汉治之方，于封建、匈奴、储嗣、礼教诸大政，靡不条分缕析。大旨以“民为邦本”为宗，以“礼法并用”为用，以“削藩强干”为急，以“积德累功”为务。其言深切，其虑周详，文如长江大河，滔滔不竭，而气盛理充，实为西汉政论之冠冕，後世言治国者莫不宗之。
【编撰】《新书》之名，乃後人所加，非贾谊自题。“新书”者，汉世称新近撰述之书也，犹今言“新著”。刘向校书时，录其遗文，题曰《贾谊新书》，以别于《贾谊赋》及散见史传之文。後世省称为《新书》，亦或称《贾子》《贾长沙集》。然“新书”二字，实取“前人所未发”之意，谊之论秦过、陈治安，皆发人所未发，名之曰新，不亦宜乎。贾谊生逢汉兴之初，天下初定，而内忧外患隐伏未发。外则匈奴强盛，数为边患；内则诸侯僭拟，势将坐大。谊年十八，以能诵《诗》《书》、善属文闻于郡中，河南守吴公召为门下。吴公乃李斯故人，习法律政事，谊从之学，尽通其术。文帝初立，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征为廷尉，吴公因荐谊。文帝召为博士，每诏令议下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谊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文帝悦之，超迁太中大夫，岁中至大官。谊既见用，锐意更张。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当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草具其事仪法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文帝谦让未遑，而周勃、灌婴、张相如之属害其能，短之曰：“洛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文帝由是渐疏之，不任以公卿之职，出为长沙王太傅。谊既去，意不自得。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，悲其遭时不幸。居长沙三年，有鵩鸟飞入舍，谊感伤身世，作《鵩鸟赋》以自广。後岁余，文帝思谊，征入见。上方受釐，坐宣室，因感鬼神事，问以鬼神之本。谊具道所以然之故，至夜半，文帝前席而听。既罢，文帝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然终不任以政，仅拜为梁怀王太傅。怀王，文帝少子，好读书，帝爱之，故使谊傅之。谊居梁，数上疏陈政事，其大者数端：一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，二曰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，三曰定礼制以教民成俗。文帝深纳其言，後景帝时晁错削藩、武帝时推恩令，皆谊说之绪也。梁怀王坠马死，谊自伤为傅无状，哭泣岁余，亦卒，年三十三。所著文章甚多，《新书》乃後人辑其遗稿而成。其中《过秦论》三篇，作于出为长沙王太傅之前，历陈秦政之失；《治安策》即《陈政事疏》，原作一篇，後人析为《数字》《宗首》《藩伤》《匈奴》《制不定》《俗激》《铸钱》《解县》等篇，散入《新书》各卷。约成于文帝七年至十二年间。其他杂论，亦皆谊随时所著，汇而存之。书非谊所自定，乃刘向校书时所辑也。
【体例】是书十卷，共五十六篇，篇各有目。然各篇卷第，宋明以来版本不同，今依《四部丛刊》所收明正德刊本，略述其编排。
卷一至卷二，以《过秦》上中下三篇居首。此为全书之纲领，论秦以暴虐取天下而复以暴虐失之，明攻守之势异而治法当异之理。
卷三以下，多陈政事，与《汉书》所载《治安策》互见。如卷三《宗首》《数宁》《藩伤》，论诸侯僭越之患；卷四《匈奴》《威不信》，论御外之策；卷五《铸钱》《铜布》，论钱法；卷六《礼》《容经》，论礼教之制。此皆针对时政而发。
卷七以下，渐趋论理。如卷七《先醒》《退让》，论人主之明暗；卷八《道术》《六术》，申道德之旨；卷九《大政》上下，以“民本”为说，反复明切；卷十《修政》上下，陈修身治国之道。此数卷疑为谊平日著述，非奏疏之比。
全书约五万言，各篇长短不齐。短者二百余字，长者逾五千言。《治安策》原文，在《汉书》为独立一篇，洋洋万言，而《新书》中析为多篇，各冠篇名，以便省览。全编次第，先史论，次政论，次专论，终以杂论，由具体而抽象，由事实而义理，颇有层叠递进之势。然其编排并非全出谊之手定。後人辑录，以类相从，不免有割裂颠倒之处。如《过秦论》最著而居首，乃辑者重其文名；《大政》《修政》诸篇，疑为谊门人所记，排于後者，次第稍紊。要之，其书虽经後人整理，而大体规模尚可窥见。
【序跋】《新书》序跋，较他书为少。今举其要者。
明正德间，李梦阳刊《贾子新书》于江西，有自序，谓“贾生之书，议论闳博，文辞赡逸，真汉世异才”。黄省曾亦有序，称谊“负王佐之才而遭时不用，惜哉”。此为明刻序文之著者。
明万历间，程荣刻《汉魏丛书》本，有校语而无专序。何允中《广汉魏丛书》本亦然。
清乾隆三十七年，卢文弨以明本参校各书，刻入《抱经堂丛书》，自序及跋各一篇。卢序详考版本源流，谓“此书非全出贾生手定，然後人采摭，亦多存真”。其校勘尤为精审，序中历数明本之讹，今人推为《新书》校勘之宗。
清嘉庆间，孙星衍辑《平津馆丛书》，亦收是书，有跋语考其篇第与《汉书》之关系。孙诒让《札迻》有校语数十条，于文字多所是正。
民国间，刘师培撰《贾子新书斠补》，有自序，谓“贾子之书，为汉世政论之宗，非他子书可比”。其书博采清人校语，为近世精审之著。
近人王洲明撰《新书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，自序甚详，列举历代版本及校勘成果，可为此书研究之门径。
【著者】贾谊，洛阳人也。年十八，以能诵《诗》《书》属文称于郡中。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，召置门下，甚亲爱。吴公者，尝学事荀卿门人张苍，明于治道，谊从之受业，故于法家儒家之言皆通。文帝元年，征吴公为廷尉。吴公因言贾生年少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，文帝召为博士。是时谊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议下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谊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博士共推让之。文帝大悦，超迁，岁中至太中大夫。谊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当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草具其事仪法：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奏之，文帝谦让未遑也。然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自谊发之。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。绛侯周勃、颍阴侯灌婴、东阳侯张相如之属皆害之，乃短谊曰：“洛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以谊为长沙王太傅。谊既以适去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屈原，楚贤臣也，被谗放逐，作《离骚》，终投江而死。谊追伤之，因以自喻。居长沙三年，有鵩鸟飞入谊舍，止于坐隅。楚人命鵩曰“服”。谊既以适居长沙，长沙卑湿，自以为寿不得长，伤悼之，乃为赋以自广。后岁余，文帝思谊，征之。至，入见，上方受釐，坐宣室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。谊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既罢，曰：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”顷之，拜谊为梁怀王太傅。怀王，上少子，爱，而好书，故令谊傅之。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，谊谏，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。谊数上疏，言诸侯或连数郡，非古之制，可稍削之，文帝不听。居数年，怀王骑，坠马而死，无后。谊自伤为傅无状，哭泣岁余，亦死。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。谊之著述，除《新书》外，尚有赋七篇，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最为人传诵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贾谊于儒家，录“贾谊五十八篇”。谊论政，本于荀卿礼法之说，而参以黄老清静之旨，于汉初儒者中最为淹贯。太史公与屈原同传，又于《秦始皇本纪》全录《过秦论》，其推重可见。
【论赞】自汉迄今，评骘贾谊及《新书》者，无虑百数，要皆推其识见之卓，而惜其遇合之穷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以贾生与屈原同传，传末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招魂》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读《鵩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太史公三致意焉。又于《秦始皇本纪》赞曰：“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！”引《过秦论》全文以为史评，此史家绝无仅有之举。
班固《汉书·贾谊传赞》曰：“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，通达国体，虽古之伊、管，未能远过也。”推许如斯，可谓至矣。
刘向《新序》曰：“贾谊，古之贤人也。其言治国如指诸掌，惜文帝不能用其言。”桓谭《新论》称“贾谊之才，冠于汉世”。
唐韩愈《原道》谓：“贾生之言，虽孟轲、荀卿不能过。”宋苏轼独著论反之，曰：“贾生有过人之才，而用于才之过。不善处穷，所以未及于道也。”然亦曰：“贾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。”盖惜之也。
朱熹曰：“贾谊之学杂，而其言政事则精。”又曰：“《治安策》为千古大文章，其论诸侯强大，直至武帝时一一皆验。”
明茅坤曰：“《过秦论》如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真文中龙也。”清曾国藩曰：“贾生《治安策》，其识度之闳深，在秦汉奏议中首屈一指。”
近人钱穆曰：“贾谊为汉初第一大儒，其论政事，皆切中时弊。”吕思勉曰：“《新书》之文，有《汉书》所无者，其存古之功，不亚于《新语》。”要之，历代论者，虽偶有訾议其性行者，而于其书之价值，则未有异辞也。
【价值】《新书》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于补史传之阙。贾谊《陈政事疏》载于《汉书》者，文存大较而删节颇多；《新书》所存各篇，如《宗首》《藩伤》《匈奴》《势卑》《解县》等，与《汉书》所载互有详略，可资比勘。其《礼》《容经》《傅职》《保傅》诸篇，论礼制仪节，多为《汉书·礼乐志》所不载，足补史阙。又《六术》《道术》《道德说》数篇，存汉初儒道合流之思想，为哲学史家所重。学术地位上，《新书》实为汉代政论之开山，亦为汉初儒家复兴之继响。陆贾《新语》导夫先路，而规模未宏；贾谊踵其绪而张大之，于礼法、封建、边防、钱法皆开一代之先。其“众建诸侯”之策，为武帝推恩令之张本；其“农本抑末”之说，为汉代重农政策之理论；其论匈奴之策，为晁错、王恢所祖述。两汉言治国者，无不出入贾生之书。其局限性亦有可言者。一者，书中文字，後人改窜处不少，如《过秦论》一篇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与《新书》所录，文字颇有出入，安知孰为原本。二者，篇第割裂，上文已论之，读者往往不知所从。三者，贾谊之论，有理想过甚处，其言“系单于之颈”云云，后世论者或讥其空疏。四者，其学兼采儒法道，未能纯粹，宋儒多有微词。要之，《新书》之价值，不因其书有後人增损而稍减。其为汉世政论之渊薮，为两千年封建政治理论之源头之一，斯则确乎其不可拔者也。
【版本】《新书》传世之本，宋以前皆写本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录“贾谊五十八篇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录“《贾子》十卷”，卷数与今本同而篇数微异。唐宋类书如《群书治要》《意林》《太平御览》多引其文，可窥唐写本之旧。
宋刻本今已不传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“《新书》十卷”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同。宋人引《新书》，文字与今本已有异同，盖当时传刻即有多本。
明刻本最要者二。一为正德八年李梦阳江西刻本，半叶八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单栏，其底本源自宋椠，文字最善，世称正德本。此本为今存最早之《新书》刻本，海内孤帙，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二为正德十年吉府刻本，行款与李本略同，互有短长。万历间，程荣刻《汉魏丛书》本，即从正德本出，而校雠草草，讹字颇多，然流传最广。何允中《广汉魏丛书》本更出其下。天启间，有陆湘刻本，亦祖正德本。
清乾隆间，卢文弨以正德本为底本，参校《汉书》、唐宋类书及明刻诸本，撰为《抱经堂丛书》本，校语精详，正讹补脱，号为善本。嘉庆间，孙星衍刻入《平津馆丛书》，亦以正德本为主。光绪间，王耕心刻《贾子次诂》，有注有校。
民国间，《四部丛刊》据正德本影印，世称四部丛刊本，可谓存真之佳椠。刘师培《贾子新书斠补》，以卢本为底，博采清人校语。
近人王洲明《新书校注》，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，参校卢抱经本、孙星衍本及唐宋类书所引，汇校详赡，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，为今人研读《新书》之定本。
若论善本，以明正德八年李梦阳本为最古，今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，可睹宋本旧貌。然求校勘精审、便于研读，则卢文弨《抱经堂丛书》本为二百年来之准的，王洲明《校注》集其大成，尤便初学。学者取是二本参互读之，可无憾矣。
【金句】
“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。” 见卷一《过秦下》。
“国以民为本，君以民为本，吏以民为本。” 见卷九《大政上》。
“自古至于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，而民必胜之。” 见卷九《大政上》。
“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积渐然。” 见卷三《保傅》。
“善为天下者，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” 见卷二《过秦下》。
“民之不善也，吏之罪也；吏之不善也，君之过也。” 见卷九《大政上》。
【适读】《新书》之读者，首推治秦汉史者。其书所存奏疏议论，多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表里，凡治汉初政治、制度、学术者，不可不读。次则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者，贾谊承荀子之绪，融儒法之说，其论礼法关系、君臣之道、民本之义，于中国政治哲学史有承上启下之功。三则治国理政者，是书所论强干弱枝、重农抑商、御边安内诸策，虽时代不同，而治乱之理有可通者。四则好古文辞者，其文雄辩滔滔，为西汉政论之冠，与晁错、董仲舒之文并称，可为古文研习之范。读是书须有前提者三：一曰先知汉初大势，高帝、吕后、文帝三朝之政治格局，诸侯与朝廷之关系，匈奴之边患，此皆书中议论所针对者，不知其背景，则难会其深意。二曰比勘史传，读《新书》宜与《汉书·贾谊传》所载《治安策》对读，又宜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引《过秦论》互校，方能见异同、辨真赝。三曰留意版本，是书文字各家刻本异同较多，初学宜用王洲明《校注》，其校语详明，可免误读。阅读次第，当先读《过秦》三篇，此全书最盛名之作，文势如排山倒海，读之可增气势，亦可见秦亡汉兴之大义。次读《大政》《修政》诸篇，此论民本与治道，为贾生思想之根本。复次读《宗首》《藩伤》《匈奴》等篇，此皆当时急务，与史事相发。再次读《礼》《容经》《六术》等篇，此论制度礼法，可见其学之渊博。末读其余杂篇。每读一篇，当与《汉书》相关纪传比观，看贾生所言是否切中时弊，文帝何故不能用其说。又当思其所言，在今世是否尚有可取。如此读书，方非泛泛涉猎。若以是书配陆贾《新语》读之，可见汉初儒者由简而详、由略而备之演进；配晁错《论贵粟疏》读之，可观文帝一朝政论之概貌；配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读之，则汉初至武帝时儒家思想之流变，一目了然。善读者，当如苏轼所云“八面受敌”之法，每读一遍，专求一事，如第一遍专究其论诸侯策，第二遍专究其论匈奴策，第三遍专究其论礼教者，数过之後，自然贯通。切忌贪多求快，囫囵吞枣，则虽日诵万言，亦无益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