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简介】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卷，旧题秦相吕不韦撰。是书乃不韦使其门客各著所闻，集论而成，凡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一百六十篇，二十余万言。其书兼采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名、农、阴阳诸家之说，为杂家之祖。东汉高诱为之注，训诂简质，保存古义甚多。《四库全书》以二十六卷著录，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二十六篇之数相合。此书网罗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欲为将统一之天下提供治国方略，实为先秦子书之巨制。
【撰述】《吕氏春秋》成书于秦王政六年（公元前239年）前后，正值秦统一六国前夕。时吕不韦为秦相，仿效战国四公子养士之风，门下食客三千人。不韦有感于荀子等人“著书布天下”，为使秦之政纲宏富，遂命诸门客“人人著所闻”，集众智而成此鸿篇巨制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载：“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。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号曰《吕氏春秋》。”书成之后，吕不韦将其悬于咸阳国都市门，悬赏千金，称有能增损一字者赏之，以示其书之精善，然终莫能改。
关于成书年代，历代颇有争论。据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有“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”之语，后人遂疑其书成于不韦被迁之后。然考《序意篇》称“维秦八年，岁在涒滩”，此“八年”乃秦王政八年（公元前239年），时不韦尚未迁蜀，故自高诱以下，皆不用《史记》后说，盖史公之文驳耳。
书成之后，历经两汉，传本渐多。然其最初之注者已不可考。至东汉末年，学者高诱为此书作注，成《吕氏春秋训解》，是现存最早、最完整的《吕氏春秋》注本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“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篇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均著录二十六卷。自汉以后，其书传本稀少。至唐代，有杨倞、张湛等人援引。宋元之际，其学不显。现存最早刻本为元代至正六年（1346年）嘉兴路儒学刊本，简称元刻本。此后明代有李瀚刻本、许宗鲁刻本、宋邦乂刻本、张登云刻本、凌稚隆刻朱墨套印本等，递相传授。至清代，乾隆年间毕沅据元刻本及明诸本校勘，撰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，世称毕校本，流传最广。自汉以来，注者唯高诱一家，毕沅虽重加校勘，仍以高注为宗，故历代传本皆祖高诱注本。
【体例】《吕氏春秋》一书，体例宏大，结构严整，前所未有，盖仿《周官》之遗意，参以阴阳五行之说，经纬周密，自成一家。全书分为“十二纪”“八览”“六论”三大部类，共一百六十篇，分为二十六卷。
一曰“十二纪”。此部凡六卷，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分为十二纪，每季三纪，每纪五篇。春纪（孟春、仲春、季春）、夏纪（孟夏、仲夏、季夏）、秋纪（孟秋、仲秋、季秋）、冬纪（孟冬、仲冬、季冬），共六十篇。其排列之法，每纪首篇论天地运行之候、帝王应时之政，后四篇论人事，体例整齐划一。其中季冬纪末附《序意》一篇，为十二纪之总论。十二纪以月令为纲，法天地而治人事，开篇《孟春纪·本生》《仲春纪·贵生》，终篇《季冬纪·不侵》《序意》，包罗天文历象、礼乐兵刑诸端。
二曰“八览”。此部凡八卷，依次为《有始览》《孝行览》《慎大览》《先识览》《审分览》《审应览》《离俗览》《恃君览》，每览八篇，唯《有始览》现存七篇，共计六十三篇。此部内容最为庞杂，兼收并蓄，汇纳百家，是全书之核心。其以“览”为名，取自观览前代得失、审察当前治理之意。《开春论》《慎行论》《贵信论》等名篇，均归入此中。
三曰“六论”。此部凡六卷，依次为《开春论》《慎行论》《贵直论》《不苟论》《似顺论》《士容论》，每论六篇，共三十六篇。此部侧重于论辩说理，阐发对人事、政治之具体见解。
此种“纪、览、论”三位一体之结构，将天文、地理、人伦、政治熔于一炉，形成了一套以“法天地”为核心，统摄万物、贯通古今的庞大体系。其编次之法，十二纪顺四时之序，八览察人事之变，六论析物理之微，由天道而及人事，自宏观而达微观，层层递进，井然不紊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论其体例云：“每纪皆附四篇，而季冬纪独五篇，末一篇标识年月，题曰序意，为十二纪之总论。殆所谓纪者犹内篇，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？”此论深得《吕氏春秋》编纂体例之精要。其篇目命名整齐划一，结构浑然天成，体现了战国末期系统化思维的成熟，实开后世类书编纂之先河。
【著者】吕不韦（？—公元前235年），姜姓，吕氏，名不韦，卫国濮阳（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）人，战国末年著名商人、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官至秦国丞相，主持编纂《吕氏春秋》，为先秦杂家代表人物。
不韦早年为阳翟大贾，“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”，往来各地，以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积累千金家产。在赵国邯郸经商时，结识在赵国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（后改名子楚），认为“此奇货可居”，遂散尽家财，进行政治投资。吕不韦西入秦国，游说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，成功扶植异人回国即位，是为秦庄襄王。庄襄王即位后，拜吕不韦为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。庄襄王卒，其子嬴政年幼继位，吕不韦以“仲父”之尊，执掌朝政，独揽大权十年之久。
在政治上，吕不韦推行东进策略，攻灭东周，夺取韩、赵、魏大片土地，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文化建设上，吕不韦效仿战国四公子养士之风，招致天下辩士，门下食客三千人。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，为即将出现的统一中央政权提供治国方案，遂命门客“人人著所闻”，兼采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、农、阴阳诸家之说，编纂成《吕氏春秋》一书。
秦王政九年（公元前238年），嫪毐叛乱事发，吕不韦因受牵连被免职，迁往蜀地。秦王政十年（公元前237年），吕不韦在忧惧之中饮鸩自尽。其一生毁誉参半，然其“奇货可居”之典故及组织编纂《吕氏春秋》之功，垂名后世。
高诱，生卒年不详，东汉涿郡涿县（今河北涿州市）人。少时师从同郡大儒卢植，为东汉经学大师马融之再传弟子。据其《淮南鸿烈解叙》自述，高诱少年时从卢植受其句读，诵举大义。其后“会遭兵灾，天下棋峙，亡失书传，废不寻修二十余载”。
建安十年（公元205年），高诱被征召为司空掾，同年出任东郡濮阳令。他感叹当时很少有人研习《淮南子》，惧其学日渐衰微，乃于“朝哺事毕之间”，深思先师之训，参以经典道家之言，为《淮南子》作注。此后高诱又陆续为《吕氏春秋》《战国策》等书作注。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年），高诱升迁为河东郡监官，复补足旧注。其所著有《孟子章句》（今佚）、《孝经注》（今佚）、《战国策注》（今残）及《淮南子注》（今与许慎注相杂）、《吕氏春秋注》等。
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，训诂简质，引证丰富，于引证舛误之处，如“制乐篇称成汤之时谷生于庭，则据《书序》以驳之；称南子为釐夫人，则据《论语》《左传》以驳之”，皆不蹈注家附会之说，被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赞为“皆不蹈注家附会之失”。然其注亦有疏漏之处，《四库》亦指出“如称魏文侯虏齐侯献之天子，传无其事，不知诱何以不纠”。其注虽不无小疵，然大醇小瑕，为后世研读《吕氏春秋》者所必资。
【论赞】历代于《吕氏春秋》，毁誉不一，评价随时代学术风尚而浮沉。
汉代对《吕氏春秋》评价颇高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，将《吕氏春秋》与《周易》《春秋》《离骚》《国语》《孙子兵法》等古代经典相提并论，视为“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，给予了极高的历史地位。东汉高诱在其注序中，更称《吕氏春秋》“大出诸子之右”，以为超越先秦诸家。
然而汉代以降，《吕氏春秋》屡遭贬斥，未能受到应有重视。究其原因，不外两点：一是吕不韦人品低下，学者因人废书；二是《吕氏春秋》隶属杂家，因过于驳杂，没有较为确定和统一的理论主张，故不被儒家正统学者所看重。
至清代，《吕氏春秋》研究大兴，毕沅《吕氏春秋新校正》是其代表。毕沅序赞其书“沈博绝丽”，“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，后人所以探索而靡尽与”。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此书评价甚高：“不韦固小人，而是书较诸子之言，独为醇正，大抵以儒为主，而参以道家、墨家……所引庄、列之言，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；墨翟之言，不取其非儒、明鬼者。而纵横之术，刑名之说，一无及焉。其持论颇为不苟。”又批评当时论者“鄙其为人，因不甚重其书”，认为这并非公允之论。
徐时栋《烟屿楼文集·吕氏春秋杂记序》赞其“攟摭也博，故其言也杂，然而其说多醇而少疵”。明张同德《吕氏春秋序》亦云：“法四时之运，极万物之变，究治乱兴亡之理；上拓鸿古，下蒐列国，虽其言出诸家，不尽轨于大道，其于名法事情，纚纚乎亦既备矣！”
近现代学者对《吕氏春秋》推崇备至。梁启超称其为“古代最完善之政论书”，认为其“通天地、万物、古今，为法家之正宗”。胡适誉之为“战国末期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”。郭沫若亦认为它是“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唯一一部巨著”。论者公推此书“体例周备，内容丰富”，于研究先秦学术思想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。
赞曰：秦相吕氏，集客著书。总揽诸子，汇为一编。法天地之运，序四时之纪；察人情之变，列八览之目；析物理之微，成六论之篇。纲领宏大，条贯秩然。东汉高诱，为之训解，千载遗文，赖以不坠。《四库》所称“独为醇正”，盖实录也。昔人讥其杂而少要，然综览百家、囊括万有，正见战国学术会通之趋势。千载而下，欲究先秦思想之全貌、理政治国之要道者，舍《吕览》其何从哉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