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说》十卷，隋王通门人记其语录，而通弟凝与少子福畤编次成书者也。通字仲淹，绛州龙门人，殁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，故亦称《文中子》。其书体例全仿《论语》，凡十篇，载通讲学河汾应答弟子与时人之语，辞旨醇正，以援佛入儒、三教可一开宋明理学之先声。宋阮逸为之注，并传至今，然自宋以来，其人其书真伪聚讼，千载未休。
【编撰】《中说》之名，取义于中道立论。通门人薛收、姚义辑其绪言，缀而名之曰《中说》，盖以“中”为天下之大本，其立言之旨，在明中和之道也。因其死后门人以“文中子”私谥，故又称《文中子》，亦称《文中子中说》。其书仿《论语》体，记通与门人弟子上自董常、薛收、姚义、杜淹、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，下及温彦博、陈叔达、王珪等周旋问对之语，乃至接待时贤如李德林、关朗、薛道衡诸人之事，洋洋十篇，意在绍述周孔，继其道统。
是书成书之缘起，当在通殁后。通生于隋开皇四年（584年），卒于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享年仅三十四岁。通少时即以儒学见称，年十五即为人师。仁寿三年，西游长安，见隋文帝，奏《太平十二策》，尊王道，推霸略，稽古验今，言极剀切，然不能用，仅授以蜀郡司户书佐、蜀王侍郎。通志不在此，遂弃官归乡，绝意仕进，于河汾之间聚徒讲学，门人常以百数。其潜心钻研，以为学问有成，乃效孔子删述六经之例，作《续六经》，或称《王氏六经》，凡七十五卷，分为六部。其书今多亡佚，独存《中说》以传其学。
初，通讲学时，门人各记所闻。通殁后，其弟王凝整理旧稿，编为《中说》。及太宗朝，通少子王福畤复取父兄所遗，重加编次，厘为十卷，并以家书杂录附于其后。福畤于贞观二十三年自为序，称其父“续诗书，正礼乐，修元经，赞易道”，俨然以继孔子自任。然此书流传，至宋而大显。仁宗天圣间，建阳阮逸得旧本校之，为之作注，并撰序文一篇冠于卷首，曰《文中子中说序》。自阮逸注本出，是书始定本行世。
然此书自宋以来，真伪之辩未尝绝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尝辨通生于开皇四年，而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，通方八岁，书中乃有“德林请见，归援琴鼓《荡》之什，门人皆沾襟”事，年月舛错。关朗以太和丁巳见魏孝文帝，至开皇四年通生，已相隔一百七年，而书中有“问礼于朗”事。薛道衡以仁寿二年出为襄州总管，至炀帝即位始召还，而书中有仁寿四年通在长安见道衡、道衡语其子收事。他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更举牴牾数端，遂启疑窦。至宋咸以为实无其人，洪迈以为其书乃阮逸伪撰，然四库馆臣折衷其论，谓“所谓文中子者，实有其人；所谓《中说》者，其子福郊、福畤等纂述遗言，虚相夸饰，亦实有其书”。今人概以“阮逸注本”传世，盖通书虽经后人增饰，而未必尽出伪托也。
【体例】是编凡十卷，每卷一篇，篇各有目，总凡十篇。其篇目为：第一卷《王道》，第二卷《天地》，第三卷《事君》，第四卷《周公》，第五卷《问易》，第六卷《礼乐》，第七卷《述史》，第八卷《魏相》，第九卷《立命》，第十卷《关朗》。其篇名多取篇首二字，与《论语》篇题之例相类，而序列则自天道王道以始，终以关朗论命，由体及用，颇见次第。
全编正文约二万余言。其编排之序，每篇先列“文中子曰”以领起正文，间以“或问”“问曰”引出问答。其体式一依《论语》，文中散见“子曰”“子谓”“子见”“子游”诸格，盖取法孔门语录之遗制。每卷之末，或有叙事之笔，记通临终遗言、门人问答之迹，间有文辞铺叙之处，不似《论语》之简洁。自宋以来，诸本卷末多附有附录数篇：一为杜淹所撰《文中子世家》，纪通家世行谊；一为福畤录《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》；一为通弟王绩与陈叔达书；又一为录《关子明事》。卷首冠以阮逸《文中子中说序》，卷末又有福畤所作《王氏家书杂录》。其书体制，较之《论语》益以繁富，盖门人追记遗言而稍加润色者也。
宋刻阮逸注本之行款，据《平津馆鉴藏记》著录：“黑口版，每叶廿二行，行廿一字。”明嘉靖世德堂重刻《六子》本，则半叶八行、行十七字，版式疏朗，卷首有阮逸序，卷末有福畤序，今存于世者以此本流传最广。
全书十篇，以问答体阐述通之哲学思想。其核心在确认“天、地、人”为三才，以“元气”“元形”“元识”规定天地人之特征。于天道则言“天者统元气焉”，地道则言“地者统元形焉”，人道则言“人者统元识焉”。于政教则主张实行“仁政”，恢复“王道”。于学风则批判六朝以来浮华文风，提出“文以贯道”之文道观，谓“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无文也”。于三教则提出“三教可一”主张，欲以儒为本而融通佛道，开宋明理学融合三教之先河。其论“中”，以“大中”为立言根本，故名曰《中说》。其书虽属语录，然行文流畅，论理平易，与《论语》之简约古奥有所不同，盖隋唐间文风渐骈，纵记言之体亦稍变其格。
【序跋】是编各版本所存序跋，凡数篇，其要者如下。
一曰《文中子中说序》，宋阮逸撰。逸序冠于卷首，其文历叙王通家世、续经之迹及是书流传之原委。序末署“天圣年月”，盖阮逸天圣五年登第，为注当在登第后。
二曰《王氏家书杂录》，王福畤撰。福畤为通少子，此录附于卷末，叙家学渊源及编集始末，颇为详尽。其文有“贞观二十三年序”之署，当是福畤晚年所撰。
三曰《文中子世家》，唐杜淹撰。淹为通门人，其文记叙通家世行谊，兼及通著述及门人问答之迹，末附通卒后门人私谥之事。此文唐初已有，宋刻多收之。
四曰《四库全书总目·中说提要》，乾隆间四库馆臣撰。其文首辨书名卷帙，继举史传牴牾诸条，以证是书“依托谬妄”，然又以扬雄拟经为比，谓“其书大抵要不甚悖于理”，又进而论其祸源，谓“后来聚徒讲学，酿为朋党，以至祸延宗社者，通实为之先驱”。此提要褒贬互见，持论峻切，为历来评骘是书之最详者。
此外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诸书，于著录或征引时间附考证跋语，可资参校。
【著者】王通（584—617），字仲淹，河东龙门（今山西万荣）人。门人私谥文中子。其六代祖玄则仕宋，以儒术进；玄则生焕，焕生虬；虬值萧齐禅代，耻食齐粟，北奔于魏，魏孝文帝重之，官至并州刺史，始家河汾之间。父隆，以儒学教授，门徒千余人。通少时即受儒学之熏染，年十五为人师，以学问早成著称。仁寿三年（603年），通年二十，西游长安，见隋文帝，奏《太平十二策》，论王道霸略，稽古验今，极陈治道。文帝虽善其言而不能用，特授蜀郡司户书佐、蜀王侍郎。通不乐居职，旋即弃官归乡，绝意仕进，于河汾之间聚徒讲学，门人常以百数。其弟子中之俊颖者，有董常、程元、贾琼、薛收、姚义、温彦博、杜淹等，而以姚义比之仲由，薛收方之庄周。通讲学之余，潜心著述，仿孔子删述六经之例，著《续六经》，凡七十五卷，分为六部，号曰“王氏六经”。《礼论》《乐论》各亡其五篇，《续诗》《续书》各亡《小序》，惟《元经》《赞易》具存。大业末年，通复至长安，游太乐，闻炀帝龙舟五更之曲，旋归龙门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以疾卒，年三十四。殁后，门人私谥为文中子。通之学以“中”为宗，以大中为立言根本，主张儒、释、道三教可一，而以儒为本。其言“三才”之道，以元气、元形、元识规定天地人，既有阴阳之气论，复有性命之玄思，实开宋明理学之先声。通生前有“王孔子”之誉，其学被后世推为“河汾道统”。然其书自宋以来屡遭质疑，以其门人弟子中有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等唐初名臣，而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之《房杜传》中略不及通之姓名，且书中问答涉及李德林、关朗、薛道衡诸人，按之岁月，多所牴牾，故真伪之辩，千载不休。今存《元经》一书亦题通撰，而前人已考为阮逸伪托之作，故《中说》为研究王通思想唯一传世之文献，其学术地位固不可没也。
阮逸，字天隐，建州建阳（今福建建阳）人，宋仁宗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进士。景祐初，知杭州。郑向上其所撰《乐论》并律管，命与胡瑗同校钟律，造钟磬。康定元年入为太子中允，上《钟律制议》。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，召逸典乐事，迁屯田员外郎。逸于天圣间得《中说》旧本，为之作注，又尝注《元经》，宋陈师道《后山谈丛》谓《元经》乃阮逸伪作，王明清《挥麈录》亦载此事。其喜作伪书，非止一端。然其注《中说》虽或有疏失，要为阮注流传至今，功过在焉。
【论赞】自唐以来，历代论者于《中说》褒贬互见，毁誉不一。
唐世李翱、刘禹锡、陆龟蒙、司空图、皮日休之徒，皆重其书。皮日休尝作《文中子碑》，盛推其学。
宋初柳开、孙何诸人大力表彰，以为接孔、颜之传。然至郑毅夫、晁公武，则辨其年代牴牾，发其依托之覆。程子谓“王通隐德君子也，当时有少言语，后来为人傅会，不可谓全书。其粹处殆非荀、扬所及。”朱子谓“荀乡之学杂于申、商，子云之学本于黄老。其著书之意，亦姑托空言以自见，不若仲淹之学，颇近于王道，粗有可用之实也。”朱子又尝称“《中说》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，也煞有好处。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，不会假得许多，须具有个人坯朴。”是知宋儒虽疑其书，而于其学未尝尽废。
元明以降，论者多承宋人疑伪之余绪。然朱熹对其著作在整体上有非常高的评价。明嘉靖世德堂刻《六子》本收入《中说》，与老子、庄子、荀子、扬子等并列为六子，其学术地位可见。至清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则立论峻刻，谓“摹拟圣人之语言，自扬雄始，犹未敢冒其名；摹拟圣人之事迹，则自通始，乃并其名而僭之。后来聚徒讲学，酿为朋党，以至祸延宗社者，通实为之先驱。”此论讥讽备至，盖以明末东林、复社诸祸归咎于王通开其端。
近世学者则持论渐平，谓通之学承汉启唐，上接两汉经学之余绪，下开宋明理学之先声，其“三教可一”之说，“王道复古”之论，于唐宋思想转型之间，实居枢纽之位。白欲晓尝论王通为宋明新儒学的“在场者”，在文化交涉之观念与方法、哲学探求之形态与内容以及历史哲学与政教观念等方面，对宋明新儒学皆有深刻影响。此论较之四库馆臣之讥刺，可谓识其大者矣。
【价值】《中说》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以语录之体存隋代儒学之面目。自两汉经学以降，魏晋玄学盛行，儒学久失其统。至隋一统，王通起而振之，上承周孔，下启宋明，其书虽不无后学增饰，然其思想脉络、学术论题，大体可信，为研究隋代思想史不可多得之资料。
其学术地位，尤在开宋明理学之先声。通首倡“三教可一”，以儒为本而融通释道，与宋儒之学若合符契。其所谓“中”，实为宋儒“太极”“天理”论之先导。其以“元气、元形、元识”规定天地人，又启张载“太虚即气”、二程“性即理”诸说。后世朱子推重其书，正以此故。清人虽有“祸延宗社”之讥，然观宋明理学之发达，要不能漠视王通发其端之功。
然其书之局限，亦彰彰明甚。一曰年月牴牾，与史实不合者甚多。四库馆臣所举李德林、关朗、薛道衡诸事，皆证其伪迹。《隋书》《唐书》两传载，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，通年方八岁，而《中说》乃有“德林请见”之语；关朗乃北魏孝文帝时人，去通百余年，而书中有“问礼于朗”之事。其依托谬妄，显然可见。二曰门人名单之可疑。通门人中有房玄龄、魏徵、李靖、杜如晦等贞观名臣，而《唐书·房杜传》中竟无一语及通，福畤所记，未免夸饰失实。三曰立言过仿《论语》，刻意摹拟圣人，效孔门之口吻，言“续诗”“续书”“正礼乐”“修元经”，俨然以继周公、孔子自居，其僭拟之迹，尤启后世非议。然据其书辞旨醇正，义理不诡于圣人，要非全然伪托。宋咸、洪迈辈以阮逸伪撰断之，诚为过当。四库馆臣谓“其人其书皆不著于当时”，“至中唐以后，渐远无征，乃稍稍得售其欺”，其说最得平允。
阮逸之注，亦为是书增色。阮注着重在注释人物和史料钩沉，然过于简略，且与史实不合之处，间或有之，后世读者不可不察。然其注为宋人旧注，存一代之音义，亦足珍贵。
【版本】《中说》一书，自唐以来流传有绪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文中子中说》五卷，《通考》及《玉海》则作十卷，与今本合。宋初有白文本流传，至仁宗天圣间，阮逸得旧本注之，刊刻行世，此即阮逸注本之始。其后龚鼎臣亦为之注，然其注今已亡佚。
今存《中说》版本，据学者考订，凡四十余种，可分为三大系统。一为宋初通行白文本系统，此为未经注释之原书，存世极少。二为北宋阮逸注本系统，此为《中说》版本之主流系统，又可细分为四个子系统：北宋阮逸注原本系统、宋元纂图音注本系统、明清删注白文本系统、元明选本系统。三为宋明改编本系统，卷次篇目或与他本不同。
北宋阮逸注原本，今日可见者，有双鉴楼旧藏宋刻本，为现存最早之阮注本。此本刻于北宋末年，字画古雅，阮注完整，书末附福畤《王氏家书杂录》及杜淹《文中子世家》，傅增湘双鉴楼曾宝藏之，《续古逸丛书》即据此本影印行世。又有南宋刊本一种，铁琴铜剑楼旧藏，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即据此本影印。此本半叶九行，行十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式精整，与双鉴楼藏本互为参证。
元明以降，阮注本递相传刻。元时有书坊刻本，黑口，每叶廿二行，行廿一字，版心下题“六子全书”，盖与老子、庄子、荀子、扬子等合刻。又有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，存世寥寥。明刻本最著者，为嘉靖十二年（1533年）吴郡顾春世德堂刻本。此本汇刻《六子全书》，内有《中说》十卷，版心镌“世德堂刊”四字，半叶八行，行十七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，版式疏朗，校勘精审。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所据底本，实为此明世德堂本。明代又有坊刻本数种，增入纂图互注及音义，今存日本、台湾诸地。程荣《汉魏丛书》本、何镗《汉魏丛书》本亦有收录，然多删节。
清初，是书传刻不绝。有康熙间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又有乾隆间《四库全书》钞本，依文渊阁本缮录，卷末附四库馆臣提要。同治间，金陵书局亦曾刊刻《中说》，收入《唐百家子书》。此外，日本、朝鲜亦有翻刻明本者，行格版式一仍中土旧观。
递藏源流可考者，双鉴楼藏宋刻本经傅增湘先生收藏，并亲为题跋，后归北京图书馆（今中国国家图书馆），今存善本库中。铁琴铜剑楼藏南宋刊本，先为瞿氏收藏，后由商务印书馆借摄影印，列入《四部丛刊》。王献唐旧藏本一种，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，递藏有序，原题“元书坊刻本”，经考辨定为明刻本。明世德堂本传世较多，递藏源流不一，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皆有入藏。
今日推荐最善版本：一为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双鉴楼藏宋刻本。此本据宋版原样影印，笔画清晰，行格精整，阮注完整，且经傅增湘跋记，存宋本真面，为研读《中说》之根本善本。二为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影印铁琴铜剑楼藏南宋刊本，虽稍晚于双鉴楼本，然校勘精审，流布最广，便于学者取资。三为明世德堂《六子》本，《四部丛刊》据以影印，字大行疏，便于句读。又有中华书局“新编诸子集成续编”本《中说校注》（张沛校注），以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为底本，参校诸本，校注精详，最便初学。
【金句】
“天下未有不劳而成者也。”（卷一《王道篇》）
“以心服人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”（卷一《王道篇》）
“自知者英，自胜者雄。”（卷二《天地篇》）
“不就利，不违害，不强交，不苟绝，惟有道者能之。”（卷二《天地篇》）
“君子之学进于道，小人之学进于利。”（卷六《礼乐篇》）
“言文而不及理，是天下无文也，王道何从而兴乎？”（卷八《魏相篇》，杜牧《樊川集》首序亦引此语，与今本相合。）
“通其变，天下无弊法；执其方，天下无善教。故曰：存乎其人。”（卷十《关朗篇》）
【适读】《中说》所宜读者有三。一为研究隋唐思想史、儒学史、理学渊源之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博士研究生。王通其人居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之关捩，其“三教可一”“王道复古”诸论实为宋儒之先声，非读《中说》不能明其承启之迹。二为治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文献学之学者，此书涉及人物、史事、典籍较多，且与《隋书》《唐书》可相参校，足资考索。三为国学爱好者，其文体仿《论语》而较《论语》平易，篇幅适中，读之可通儒家义理之大略。
读是书当先备条件：其一，须粗通隋代历史大略，知文帝平陈、炀帝暴政、天下分崩之原委，方知通隐居河汾著书讲学之时代背景。其二，须略知《论语》体例，方可看出《中说》刻意摹拟之迹与其得失。其三，当知此书真伪聚讼之由来，不可尽信，亦不可尽废。晁公武、洪迈、四库馆臣诸家辨伪之论，当先取读之，以免为书中不实之年月、人名所误。
读书之序，当先读阮逸序、杜淹《文中子世家》、福畤《王氏家书杂录》及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明其源流与争议。次取《王道》《天地》《事君》前三篇通读，此三篇为全书纲领，论王道根本最为赅备。次及《周公》《问易》《礼乐》诸篇，此可见通论礼乐教化、性命天道之学。末取《关朗》一篇，此为通晚年临终前与门人论道之语，见其临终所托。读至每一问对，宜先观正文之议论，次览阮逸之小注，注虽简略，然于人名、地名及典章制度别有裨补。
读《中说》须旁参诸籍以见其思想位置。上须参读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、扬雄《法言》，以明两汉以降儒学之流变；旁须参读《颜氏家训》等南北朝杂著，以见隋代学术兼容南北之迹；下须参读《周子通书》《二程遗书》《朱子语类》，以明理学开山与王通之渊源。若能以是编与《论语》对读，辨其同异，则于儒学史上“摹拟圣人”之一脉，当别有会心。
清儒以《中说》祸延朋党，讥之甚深。然读其书，要观其大旨，通在河汾讲学，正值天下大乱之际，独以儒学传道授业，存华夏文化之血脉，其用心不可谓不苦。读之者当识其大者，不在文字之摹拟，而在义理之贯通。此千载之后，所以犹有取于是书者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