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孙可之文集》十卷，唐孙樵撰。樵字可之，又字隐之，自号关东人，晚唐古文运动最后一位重要代表。此集收文三十五篇，为作者中和四年亲手删择编定，自序述其得韩愈文脉之传，力主“辞高意深尚奇”，于晚唐骈俪浮艳之风中独守古文壁垒。其《书何易于》《书田将军边事》诸篇，以史笔写时事，关切民生，为晚唐古文之殿军。

【编撰】《孙可之文集》之书名，取孙樵之字“可之”而冠之。樵字可之，又字隐之，故世称“孙可之”，文集因而得名。此书别名极多，曰《经纬集》《唐孙樵集》《唐孙职方集》《孙可之集》《可之先生文集》，皆因时因人而异称。其中《经纬集》之名，见于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为三卷本，与今传十卷本卷数不合，盖宋时已有分合之异。

此集之编纂，出于孙樵本人之手，且带有明确的“存文”意识。据其自序，孙樵“家本关东，代袭簪缨，藏书五千卷，常自探讨，幼而工文，得之真诀”。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，僖宗奔岐陇，孙樵诏赴行在，迁职方郎中。中和四年，他“阅所著文及碑、碣、书、檄、传、记、铭、志，得二百余篇，丛其可观者三十五篇，编成十卷，藏诸箧笥，以贻子孙”。可知此十卷三十五篇之数，是孙樵亲手删择的结果，非后人辑佚拼凑而成。其编集动机，既有存一家之文以贻子孙的私心，也有在晚唐古文衰微之际保存韩愈一脉文统的自觉。

【体例】全书十卷，收文三十五篇，约四万言。各卷按文体编次，卷一收赋，卷二以下为书、序、记、铭、碑、传、文、论等。此种分体编排，使读者得以按体求文，见孙樵在各体古文上的造诣。

三十五篇之中，以书、记、碑、铭为大宗，而最具文学与史料价值者，多集中于书、记二体。《书何易于》记益昌令何易于廉介爱民之事，以史传笔法写地方小吏，为孙樵最传诵之作；《书田将军边事》记边将田某治边之实，关切晚唐边防积弊；《书褒城驿壁》借驿壁之荒废，讽吏治之腐败；《与高锡望书》《与贾希逸书》《与王霖秀才书》诸篇，则集中阐发其古文理论，主张“辞高意深尚奇”，反对“摘奇搴新，辖字束句”的雕琢之风。其《大明宫赋》以赋体写宫室兴废与唐室盛衰，气势雄肆，为集中之冠冕。

【序跋】卷首载孙樵《自序》，为全书唯一自序，亦为研究其生平与编集始末的第一手材料。序中详述家世、登第、从军、迁官、编集之全过程，末署“中和四年”，为考订此集成书年代之确证。

后世刻本序跋，以明正德十二年王鏊《孙可之集序》最为重要。王鏊序述其从内阁秘本手录以归、属王谔刻之经过，又构建了一条清晰的文脉谱系：“昌黎授之皇甫持正，持正授之来无择，无择授之可之”，将孙樵定位为韩愈文统的嫡传。此序对后世理解孙樵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位置，影响深远。王谔《书孙可之集后》则以“升高必自下，陟遐必自迩”为喻，谓“昌黎海也，不可以徒涉，涉必用巨筏焉，则可之是也”，将孙樵之文视为进入韩愈堂奥的阶梯。四库馆臣于提要中辨汪师韩《孙文志疑》以句字格局断真伪之不足据，持论较为审慎。

【著者】孙樵（约818—约888），字可之，又字隐之，自称关东人，具体籍贯已不可考。出身于“代袭簪缨”的官宦之家，家藏图书五千卷，自幼工文。大中九年登进士第，此后“从军邠国，忝历华资，久居兰省”。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，僖宗奔岐陇，孙樵诏赴行在，迁职方郎中、上柱国，赐紫金鱼袋。中和四年编定文集。新旧《唐书》均无传，其生平事迹主要赖此集自序以存。孙樵在晚唐文坛的独特位置，在于他是韩愈古文一脉在晚唐的最后传人。他自述得文之“真诀”于来无择，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湜，皇甫湜得之于韩愈。这一谱系是否完全可信，学界尚有争议，但孙樵本人对此深信不疑，并以承续韩愈文统自任。其古文理论的核心，一曰“明道”，主张文以载道、缘实求善；二曰“尚奇”，主张辞高意深、力去陈言；三曰“穷而后工”，认为“取者深，其身必穷”。这些主张，既是对韩愈“惟陈言之务去”的继承，也带有晚唐古文在骈文重压下的某种悲壮色彩。其文风“务在险崛”，与皇甫湜一脉的奇崛一路相近，故苏轼有“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，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”之评。

【论赞】历代对孙樵的评价，始终围绕“奇”字展开，而褒贬之悬殊，在唐代古文中颇为罕见。

苏轼《谢欧阳内翰书》的评断影响最大：“唐之古文，自韩愈始。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，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，自樵以降，无足观矣。”此论以“学韩不至”四字定孙樵之位，四库馆臣采其说，遂成后世主流评价。

然而明清以降，翻案之论渐起。王士祯《居易录》称“予于唐文最喜杜牧牧之、孙樵可之，以为在翱、湜之右”。章士钊更将孙樵置于唐代文运终结者的高度，谓“有唐三百年，文以燕、许为前茅，韩、柳为中权，至象徵性后劲，不得不提名樵、奭，使文运获得大圆满之结束”。钱基博则认为孙樵“往往道变”，于皇甫湜“不免于滞”之外别有所长。

今人研究多从古文运动衰微的背景下理解孙樵。其“尚奇”主张，在晚唐骈文复炽、古文凋零之际，实有坚守壁垒的悲壮意味。其《书何易于》等作以史笔写现实，在晚唐浮艳文风中尤为难得。

【价值】此集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于它是韩愈古文一脉在晚唐传承的孤本见证。孙樵自述的文脉谱系虽未必尽确，但其人其文确是晚唐古文运动最后的回响。三十五篇之中，书、记诸体保留了大量晚唐政治、吏治、边防的实录，《书何易于》《书田将军边事》《书褒城驿壁》诸篇，可补史传之阙。其次，孙樵的古文理论，是研究韩愈之后古文理论演变的重要材料。其“明道”“尚奇”“穷而后工”诸说，既承韩愈之余绪，又带有晚唐特定的时代焦虑，于考察古文运动的内在张力具有参考价值。其局限性亦显：文风过于求奇，有时不免“琐琢洁深，或格格不能自达其意”；篇目仅三十五篇，规模有限；宋本与明正德本之间卷二、卷三互倒，文字亦有脱误，版本校勘上存在一定困难。

【版本】此集版本以宋蜀刻本为最古最善。宋刻《孙可之文集》十卷，原藏锡山华氏真赏斋，后归顾之逵小读书堆，黄丕烈曾借校毛晋刻本，叹“楮墨精良，首尾完好，真宋刻中上驷”。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。明正德十二年王鏊、王谔刻本，据内阁抄本付梓，为明代诸本之祖，然据顾广圻以宋本校勘，正德本“卷二、卷三与毛刻互倒”，且有“脱落如卷八《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》‘杨嵓’以下二十四字”之失。明末毛晋汲古阁刻《三唐人文集》本，流传最广，然亦沿正德本之误。

清光绪二年冯焌光刻本，孙锵鸣曾点读题识，温州市图书馆藏本可资参考。若论善本，宋蜀刻本最古最善，有影印本可窥原貌；若求通行易得，则汲古阁《三唐人文集》本或光绪冯刻本较为便用。

【金句】

“昌黎授之皇甫持正，持正授之来无择，无择授之可之。” 见王鏊《孙可之集序》，虽非孙樵自作，然为理解其文脉自觉之关键。

“吾宝吾拙。” 见《乞巧对》，孙樵以“拙”自守、以“巧”讽世，为其古文立场的核心表述。

“彼巧在文，摘奇搴新，辖字束句，稽程合度，磨韵调声，决浊流清。” 见《乞巧对》，批判晚唐雕琢文风，反见其“尚奇”之异趣。

“独谓武侯治于燕奭。” 见《刻武侯碑阴》，用《左传》“管夷吾治于高傒”之典，顾广圻谓“见宋刻而后知正德本之谬”，可见其用典之深僻。

“樵起辛而游，洎甲而休。” 见《龙多山录》，用《尚书》“辛壬癸甲”之典，亦为顾广圻据宋本正明刻之误的例证。

“为史馆者，明不顾刑辟，幽不见神怪。” 见孙樵文，明人孙耀祖序引之，谓其“自负者，史馆与宰相分挈死生权一语”。

“行在三绝：右散骑常侍李潼有曾闵之行，职方郎中孙樵有扬马之风，前进士司空图有巢由之风。” 见《自序》所引诏书，为唐廷对孙樵文章的最高评价。

【适读】此书适合的读者，首先是研究唐代古文运动后期流变的学者。韩愈之后，古文运动如何衰落、如何有人坚守，孙樵是绕不开的个案。其自述的文脉谱系与“尚奇”主张，是理解这一过程的关键材料。其次，研究晚唐政治与社会的学者，可从《书何易于》《书田将军边事》诸篇中，见晚唐吏治、边防的实际情形。第三，喜欢韩愈一脉奇崛文风的读者，可欣赏孙樵“辞高意深”的散文，于皇甫湜之外别见一种晚唐的奇崛。第四，对古籍版本与文脉建构有兴趣的读者，王鏊序所构建的“韩愈—皇甫湜—来无择—孙樵”谱系，以及四库馆臣与汪师韩围绕真伪的争论，本身就是有趣的学术史话题。阅读此书，宜先读《自序》与王鏊序，了解其生平与文脉自觉。然后读《书何易于》《书褒城驿壁》诸篇，感受其以史笔写现实的古文实绩。再读《乞巧对》与《与王霖秀才书》，把握其“宝拙”“尚奇”的理论主张。若以《孙可之文集》配合《皇甫持正文集》对读，则韩门“奇崛”一脉从皇甫湜到孙樵的流变，可了然于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