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简介】《商子》五卷，旧题周·卫人公孙鞅撰。其书非尽出鞅手，盖战国法家流裔辑录变法遗策、刑名之说而成。今本凡二十六篇（中有目无文者二），大旨以法治、农战、刑赏为纲，主张“法必明、令必行”，废井田、奖耕织、严户籍、壹刑赏。文辞峻切，不饰藻彩，诚三代以下变法论政之第一要典也。

【撰述】按《韩非子·五蠹》云：“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、管之法者家有之。”是战国末其书已流布矣。然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但记行事，不录篇章，至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二十九篇，隋唐志皆作五卷。今观书中《徕民篇》言“自魏襄以来三晋不胜秦”，又言“周军之胜、华军之胜”，皆鞅死后数十年事，可知其书迭经后学增纂。

其撰述脉络，盖有三变：初为鞅自著《垦令》《战法》诸简策以呈孝公；变法既行，门客辑录《算地》《开塞》《壹言》等政论；秦惠文王时，法家之徒复益以《禁使》《慎法》等司法条文，终成宏编。书中屡见“臣闻”“臣故曰”等奏对语气，犹存当年廷议痕迹。至《错法》《修权》诸篇，多引齐桓、晋文故事，显系稷下辩士润色之笔。然全书筋骨终不离鞅之“变法易俗”根本，如《更法篇》载甘龙、杜挚之辩，辞气凛然，必出亲历者之手。刘向校书时，已见“民间传写，篇第淆乱”，今本《刑约》《正义》等篇有目无文，盖亡于汉晋之季也。

【体例】《商子》体例殊异诸子，实为法典与政论之合编。首篇《更法》总论变法大义，末篇《定分》专述律令颁布程序，首尾呼应若律令格式。中间诸篇，各立专题：《垦令》《农战》论富国强兵之术；《去强》《说民》析治民驭吏之道；《赏刑》《画策》明法度权衡之要。

其文多重章叠句，如《垦令》连用二十余“则草必垦矣”，类法令条文之复沓强调；《战法》篇则分十三节，每节以“凡战”起首，酷似军律册籍。尤可注意者，书中多设问答，或托“孝公问”，或假“或曰”，实则自设诘难以畅其说，此法开《韩非子·难篇》先河。至于《境内篇》全录军功爵制，自“公士”至“彻侯”级级分明，几与出土秦简《军爵律》无异。盖其书体例本乎实用，不尚玄谈，篇名皆取二字（惟《徕民》例外），简劲如符令，此诚法家著述之典型风貌也。

【著者】商鞅（约公元前395年—前338年），姬姓，公孙氏，名鞅，卫之庶公子也。少好刑名之学，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。痤临终荐于惠王，王不用，遂西入秦。以“帝道”“王道”“霸道”三说试孝公，终以强国之术契合，拜左庶长。

其变法之要，首在立法于众：徙木立信，刑太子傅，示法无等级；次则废封建：开阡陌，置县邑，奖耕战，禁私斗；复作《垦草令》《分户令》，使秦人“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”。为相十年，秦大治，天子致胙，诸侯毕贺。然其法苛深，“步过六尺者罚，弃灰于道者刑”，宗室贵戚多怨。孝公卒，惠文王立，公子虔等告其谋反，鞅走商於，终被车裂。太史公评曰：“其天资刻薄人也。卒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夫！”然观其变法强秦之效，开百代法统之基，虽身裂而法存，岂非历史吊诡之至耶？

【论赞】历代评骘此书，毁誉参半，然皆重其影响。《韩非子》首推商管之法为治术典范；汉桑弘羊赞其“内立法度，外设百倍之利”；至诸葛亮治蜀，亦尝手抄《商君书》以课僚属。

唐赵蕤《长短经》独见其精微：“商鞅之法，非欲苦民，乃以矫俗也。秦俗私斗甚于公战，不重耕织，鞅反其道而行之，虽惨礉而功成。”宋以后儒者多严词抨击，苏轼谓：“商鞅、韩非之法治，如饮鸩止渴，暂快而亡躯。”朱熹更斥：“其书专是尚法制，待民以不肖，此所以失人心而速秦亡。”

然清季变局中，此书重获新诠。章太炎云：“鞅之书本以富国强兵为的，其言质朴简直，去浮华而务实功，此正战国救时之良药。”近人校注者如严万里、蒋礼鸿等，皆指出书中《算地》《徕民》诸篇暗含人口经济之思，非徒严刑峻法而已。要之，是书可议处虽多，然其“法不阿贵”“令出必行”之精神，实为中国法治思想之重要源头，学者当置于战国大变局中，作同情之理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