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樊川文集》二十卷，外集一卷，别集一卷，唐杜牧撰。杜牧字牧之，京兆万年人，太和二年进士，官至中书舍人，晚唐杰出的诗人与古文家，世称“小杜”，以别于杜甫。此集为其甥裴延翰所编，前二十卷为杜牧手定焚余之诗文，外集、别集则为宋人广事搜辑的集外之作。杜牧诗文俱佳，七绝俊爽精练，古文纵横奥衍、多切经世之务，是研究晚唐文学、政治与思想的核心文献。
【编撰】《樊川文集》之书名，取杜牧家族居地“樊川”而名之。据裴延翰序，长安南下杜樊乡，郦道元注《水经》所称“樊川”即其地，裴延翰外曾祖杜佑的别墅在焉，杜牧晚年亦治墅于此，遂以“樊川”名集。此书别名《杜樊川集》《樊川集》，皆因时因人而异称。
此集的编纂，源于杜牧生前的一次郑重嘱托。据裴延翰《樊川文集序》记载，杜牧曾于酒酣之际对裴延翰说：“既不自期富贵，要有数百首文章，异日尔为我序，号《樊川集》。”此后杜牧迁中书舍人，“始少得恙，尽搜文章，阅千百纸，掷焚之，纔属留者十二三”。杜牧临终焚稿，是此集编纂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。裴延翰因多年承其教导，平日所藏杜牧文稿甚多，“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，甲乙签目，比校焚外，十多七八”。他将这些劫余之稿编为诗、赋、传、录、论、辩、碑、志、序、记、书、启、表、制等各体， “离为二十编，合为四百五十首，题曰《樊川文集》” 。裴延翰所编二十卷本，即今本《樊川文集》的正集部分，其编纂原则是“焚余”加“藏蓄”的汇合，故虽非杜牧全貌，却是经杜牧本人删汰后最为精粹的部分。
外集一卷、别集一卷的来历则不同。正集二十卷为裴延翰所编，而外集、别集乃宋人广事搜辑而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指出，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已载外集一卷，而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称“樊川有《续别集》三卷，十八九皆许浑诗”。今本仅附外集、别集各一卷，“有裴延翰序，又有宋熙宁六年田概序，较克庄所见别集尚少二卷，而南海府罢之作不收焉，则又经后人删定，非克庄所见本矣”。可知今本别集是经宋人删定的本子，已非刘克庄所见的“续别集三卷”之旧，然其中仍不免混入他人之作，许浑诗之窜入尤为后世学者所聚讼。
【体例】全书二十卷，外集一卷，别集一卷。正集二十卷以分体为主、分卷为辅，每种文体内部再依体裁或内容类分。卷一至卷三为赋，收《阿房宫赋》《望故园赋》等。卷四以下为诗与文，诗以七言绝句成就最高，文则涵盖传、录、论、辩、碑、志、序、记、书、启、表、制诸体。卷五、卷六为传、录、辩，卷十四为祭文、行状，卷十五为表、状，卷十七至卷二十为制诰。裴延翰序中特别标举的《罪言》《原十六卫》《战守二论》及《与时宰论用兵》《论江贼》二书，皆在正集之中，是杜牧经世之学的集中体现。
外集一卷，所收皆为诗，故陈振孙称“外集皆诗也”。别集一卷，亦以诗为主，然真伪混杂最为严重。据今人考订，正集二百六十七首可确定為杜牧之作，而外集、别集中“见于许浑、赵嘏、张祜、薛能、刘得仁、李商隐、王建、李白集的诗作，达六十四首”。故读《樊川文集》，正集与外集、别集当分别观之：正集为裴延翰手编，最为可靠；外集、别集则需审慎甄别，不可尽信为杜牧之作。
【序跋】卷首载裴延翰《樊川文集序》，为全书最早亦最重要之序。序中详述杜牧嘱托作序之经过、临终焚稿之事以及自己编集之次第，又历评杜牧文章之成就，谓其“高骋夐厉，旁绍曲摭，絜简浑圆，劲出横贯”，又谓其文“有意趋贾、马、刘、班之藩墙”。此序既是研究《樊川文集》成书过程的第一手材料，也是评价杜牧文学地位的重要文献。
宋熙宁六年，田概为重刊本作序，今本外集、别集之前多附之。四库全书所收《樊川文集》，卷首载乾隆御制《读杜牧集》诗及馆臣提要。御制诗称“茂学本工文，清辞每出群”，又惜其“一饭不忘君”之忠爱不及杜甫。馆臣提要则考辨正集、外集、别集之源流，辨刘克庄所记“续别集”之传闻，并平心而论杜牧诗文之得失，谓“牧诗冶荡甚于元白，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；其古文纵横奥衍，多切经世之务”。此提要为研究《樊川文集》版本与价值之核心文献。
【著者】杜牧（803—852），字牧之，京兆万年人。出身于名门望族，祖父杜佑为德宗、顺宗、宪宗三朝宰相，撰《通典》二百卷。杜牧于太和二年登进士第，又中贤良方正科，授弘文馆校书郎。此后历佐沈传师、牛僧孺幕府，曾任监察御史、宣州团练判官、黄州刺史、池州刺史、睦州刺史等职，官终中书舍人。杜牧一生，以经邦济世自期，而仕途并不显达。他目睹晚唐藩镇割据、宦官专权、边患频仍，屡陈治乱之策，《罪言》《原十六卫》《战守二论》等文，皆针对时弊而发，非徒为空言。其《阿房宫赋》借秦之兴亡以讽敬宗大兴土木，骈散结合，气势磅礴，为唐代赋体之名篇。其诗俊爽精练，七绝尤所擅长，《泊秦淮》《江南春》《赤壁》《山行》等，以简练之笔写深沉之慨，于晚唐诗坛独树一帜。裴延翰称其文“如整冠裳，祗谒宗庙”“若大吕劲鸣，洪钟横撞”，虽出亲谊，亦非尽为溢美。杜牧临终焚稿之举，尤可见其对自己文字的郑重。他“尽搜文章，阅千百纸，掷焚之”，所留者仅“十二三”。若非裴延翰平日悉心藏蓄，杜牧诗文之散佚将远不止此。裴延翰于序中感慨“文章与政通，而风俗以文移”，又谓杜牧之文“栽培教化，翻正治乱”，将此集之编纂，提升到了存一代文献、系世道人心的高度。
【论赞】历代对杜牧诗文的评价，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持论最为平允精切。馆臣既指出“牧诗冶荡甚于元白”，不为之讳，又断然肯定“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”，于晚唐诗格卑弱之际，独许杜牧为“俊爽”一途。于其古文，馆臣更指出《罪言》一篇为宋祁《新唐书·藩镇传论》所全录，欧阳修读《新唐书》列传至藩镇叙，叹“若皆如此传，笔力亦不可及”。以宋代文宗之眼，而折服于杜牧散体之笔力，可见其经世之文在宋人心目中的分量。
乾隆御制诗虽以“一饭不忘君”责杜牧不及杜甫之忠爱，然亦不能不称其“茂学本工文，清辞每出群”。杨万里《诚斋诗话》则从另一角度推许杜牧，谓“不是樊川珠玉句，日长淡杀个衰翁”，道出其诗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。
关于别集真伪，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首揭“续别集十八九皆许浑诗”之疑，四库馆臣承其说而考辨今本别集已经后人删定，非复刘克庄所见之旧。今人研究进一步证实，外集、别集中混入许浑、赵嘏、张祜诸家诗达六十余首。这一辨伪传统，使《樊川文集》正集的价值愈显珍贵，也使读者在利用外集、别集时知所警惕。
【价值】《樊川文集》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于正集二十卷为经杜牧本人删汰、裴延翰手编的精粹之本，最为可靠。其中所存《阿房宫赋》《罪言》《原十六卫》等，是研究杜牧经世思想与晚唐政治的第一手材料。其古文“纵横奥衍，多切经世之务”，不仅为晚唐骈散结合之典范，更直接影响了宋代的古文创作。其诗俊爽精练，七绝一体于晚唐独步，是研究唐诗流变的核心文本。
其次，此集的编纂过程本身即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。杜牧临终焚稿、裴延翰藏蓄编次，是中国古代文人别集流传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。它提醒读者，今所见的“全集”往往并非作者全貌，而是经过删汰、辑佚、甚至窜伪的多层累积。正集与外集、别集之间可靠性的差异，正是这一累积过程的直接体现。
其局限性亦须正视：一、外集、别集真伪混杂，混入许浑、赵嘏、张祜等人诗作达六十余首，读者若不加甄别而径以为杜牧之作，则易生误判；二、正集虽经杜牧删汰，然所存仅“十二三”，杜牧平生文字之全貌已不可复见；三、杜牧之诗以“冶荡”著称，部分作品情感过于放浪，论者以为有伤雅正，虽不必以道学绳之，然亦当知其风格之偏至。
【版本】《樊川文集》的版本，以明翻宋刊本为现存诸本之祖。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所影印者，即“江南图书馆藏明翻宋刊本”，是民国以来最为通行的本子。此本二十卷、外集一卷、别集一卷俱全，有裴延翰序、田概序，为后世诸本所从出。
清代有景苏园影宋本，以日本枫山官库藏宋本为底本影刊，文字较明翻宋本间有异同，是校勘的重要参校本。另有朝鲜刻本《樊川文集夹注》本，保存了较早的注文，亦为校勘所取资。冯集梧《樊川诗集注》专注杜牧诗，有光绪十六年湘南书局刻本等，是清代杜牧诗注的集大成之作，然其书止于诗，不及文。
现代整理本，以陈允吉校点《樊川文集》最为通行。此本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工作底本，以景苏园影宋本对校，参以《唐文粹》《文苑英华》等，校勘标点，每卷末出校勘记，前言简介杜牧生平与成就，是目前最便研读的本子。若论善本，明翻宋刊本最古最善，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流通；若求校勘精审、便於阅读，则陈允吉校点本为最佳选择。
【金句】
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，蜀山兀，阿房出。” 见卷一《阿房宫赋》。
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《后庭花》。” 见卷四《泊秦淮》。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 见卷四《江南春》。
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 见卷四《山行》。
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 见卷四《赤壁》。
“公道世间唯白发，贵人头上不曾饶。” 见卷四诗。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 见卷四《过华清宫绝句》。
【适读】《樊川文集》适合的读者，首先是研究晚唐文学与政治的学者。杜牧的经世之文与俊爽之诗，是理解晚唐士人精神世界与文学风貌的核心文本。其次，研究中国古文运动与骈散演变的人，可从此集正集中见杜牧古文“纵横奥衍”的笔力，以及《阿房宫赋》骈散结合的艺术。第三，喜欢古典诗歌的读者，可集中阅读正集卷四及其后的七绝，感受杜牧“俊爽”的独特诗风。第四，研究古籍编纂与辨伪的学者，此集正集与外集、别集之间可靠性的巨大差异，以及许浑诗窜入的公案，是别集流传史上极有价值的个案。阅读此书，宜先读裴延翰序，了解杜牧焚稿与编集的始末。读诗当以正集卷四及其后为主，外集、别集所收，须存辨伪之心。读文则当留意《罪言》《原十六卫》《战守二论》等经世之作，方能见杜牧不止为诗人，更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士人。若以《樊川文集》配合《李商隐文集》对读，可见晚唐“小李杜”并世而风格迥异的文学景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