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，清曾国藩撰。曾国藩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，晚清中兴名臣，湘军创立者，官至两江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谥“文正”。此本为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，文集二卷收寿序、赠序、墓志铭、碑记、书后等文，诗集三卷编年排次，收道光十五年至同治十年间诗作。曾国藩为文服膺桐城义法，为诗宗尚黄山谷。

【编撰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之书名，取曾国藩谥号“文正”而冠之。古人以谥号名集，乃表敬称。曾国藩卒后谥“文正”，故世称“曾文正公”，文集因而得名。此书别名甚多，曰《曾文正公诗文集》《曾文正公集》，皆因时因人而异称。

曾国藩诗文集的编纂，始于其身后。据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著录，曾国藩生前曾嘱其子勿刊文集，然卒后门生子弟屡请编纂，光绪帝亦下旨要求修撰，遂有传忠书局之刊行。同治十一年，黎庶昌编《曾文正公文钞》四卷分类本，张瑛刻于苏州，收文六十七篇；同年，张瑛又编刊《曾文正公文钞》四卷。同治十三年，王定安、曹耀湘等编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四卷编年本，刻于湖南传忠书局，收文一百四十一篇。光绪二年，传忠书局又编刊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，文集为分类本，收文一百四十五篇，诗集为编年本，收诗三百余首。

此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本，实为曾氏诗文合集之较早较完整者。诗集由门人李瀚章编辑，王定安增辑，杨书霖校；文集由李瀚章编辑，黎庶昌、张裕钊等校。其编纂体例，诗集编年排次，文集分类编排，反映了晚清别集编纂的典型形态。

【体例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，全书约八万言。

诗集三卷，编年排次。卷一收道光十五年至二十二年之作，凡八十二首；卷二收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之作，凡八十首；卷三收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之作，凡六十七首。其诗以咏史、杂感、赠答、送别为主，如《咏史五首》《岁暮杂感十首》《寄郭筠仙浙江四首》《送凌九归》等，展现其儒学思想与家国情怀。曾国藩论诗宗尚黄庭坚，讲究“倔强”之气与“生涩”之趣，其诗风在晚清诗坛自成一格。

文集二卷，分类编排。卷一收论、箴、序、记、传等，卷二收墓表、碑铭、寿序、赠序、书后等。其文大都是实用性的文体，几乎没有考证性的文字，除墓志文字有较高史料价值外，文集更多展示曾氏个人的才情，从中可见其儒者气象、思想倾向，以及在古文创作方面对桐城义法的服膺与实践。曾国藩为文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重“明道经世”，其《讨粤匪檄》《欧阳生文集序》等，皆为晚清古文之名篇。

【序跋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之序跋，因光绪二年传忠书局本为曾氏全集之零种，其序跋多附于全集之首。

李瀚章所撰《曾文正公全集序》，置于全集卷首，述其编纂缘起及曾氏生平功业。李瀚章为曾国藩门人，其序对曾氏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之业推崇备至。黎庶昌、张裕钊等门生亦有题识，述其校勘之经过。

四库全书未收曾氏文集，故无馆臣提要。然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此集有简要评述，称“《曾文正公诗集》四卷，编年排次，共收诗三百一十八首”，“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四卷，以寿序、诗序、墓志铭、题跋、传记、朝考类为主”。此提要虽针对四卷本而作，然于二卷本之内容分类，亦可参证。

近现代整理本中，王澧华校点《曾国藩诗文集》以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本为底本，校以曾氏家藏稿本之抄正本、《文钞》四卷本，并据光绪本补文四篇，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为目前较完备的整理本。

【著者】曾国藩（1811—1872），初名子城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。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，六岁入塾读书，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，十四岁能读《周礼》《史记》文选。道光十八年中进士，此后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、吏部侍郎等职，在京十多年间，十年七迁，连跃十级，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。咸丰二年，曾国藩因母丧在家，适逢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个中国，奉命办理湖南团练，由此创立湘军。此后以兵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、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等身份督办江南军务，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。因功加太子太保衔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补武英殿大学士。同治十一年死于两江总督任上，朝廷追赠太傅，谥号“文正”。曾国藩一生，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自期。在学问上，他早年研读“二十三史”，在京为官期间跟从唐鉴、倭仁学习程朱理学，对儒学各派兼收并蓄，吸收诸子百家之长，转益多师，杂糅一体。在文学上，他服膺桐城义法，编纂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为晚清古文“湘乡派”之开创者。其诗文创作，虽为政事军务所掩，然其文“儒者气象”盎然，其诗“倔强”之气可见，在晚清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。

【论赞】历代对曾国藩的评价，褒贬不一，然于其文学成就与人格修养，则多所肯定。

毛泽东早年读《曾文正公全集》后，在1917年致友人信中称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”。此语从人格与事业着眼，代表了近代有志之士对曾国藩的推崇。

梁启超称曾国藩为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三不朽”之人物，此论从传统士人最高标准着眼，肯定了曾国藩的全面成就。

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，称“誉之则为圣相，谳之则为元凶”。此论既肯定其历史功业，又揭示其历史局限，持论较为公允。

在文学方面，钱穆先生赞誉曾国藩“做人学问并重”。曾国藩为文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重“明道经世”，其古文创作在晚清桐城派中自成一格，开“湘乡派”之先声。其诗宗尚黄山谷，讲究“倔强”之气，在晚清诗坛亦有一定影响。

【价值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之文献价值，首在于其为研究曾国藩文学成就提供了核心文本。曾国藩虽以政事军功显于世，然其文学造诣亦不可忽视。文集所收寿序、赠序、墓志铭等，展现了其古文创作的实绩，可见其对桐城义法的服膺与实践。诗集所收各诗，编年排次，可见其诗风演变之迹。其次，集中所存大量墓志铭、碑记、传状之文，涉及晚清众多人物生平事迹，为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珍贵材料。曾国藩交游广阔，上自朝廷大员，下至地方士绅，其文集所载，往往可补正史之阙。

其局限性亦须指出：一、曾国藩论文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其文集所收多为实用性文体，纯文学性作品较少；二、其诗宗尚黄山谷，讲究“倔强”之气，风格偏于生涩，读者或觉不够圆融；三、此二卷本文集收文一百四十五篇，较之四卷本一百四十一篇略有增益，然仍非全集，曾氏文章散佚者尚多；四、曾国藩其人历史评价复杂，读者阅读其文集时，当注意区分其文学成就与历史功过。

【版本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之版本，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为最古最善。

同治十一年，黎庶昌编《曾文正公文钞》四卷分类本，张瑛刻于苏州，收文六十七篇，为曾氏文集最早之刻本。同治十三年，王定安、曹耀湘等编《曾文正公文集》四卷编年本，刻于湖南传忠书局，收文一百四十一篇。光绪二年，传忠书局又编刊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，文集为分类本，收文一百四十五篇，诗集为编年本，收诗三百余首。此本为曾氏诗文合集之较早较完整者，后世翻刻多据此出。

民国间，上海扫叶山房、亚光书局等曾据传忠书局本翻印。一九一五年扫叶山房石印本，包含诗集与文集两部分，诗集不分卷，诗三百余首，文集三卷。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据原刻本校刊聚珍仿宋版印《曾文正公诗文集》，诗集三卷、文集三卷，收入《四部备要》。

近现代整理本中，王澧华校点《曾国藩诗文集》以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本为底本，校以曾氏家藏稿本之抄正本、《文钞》四卷本，并据光绪本补文四篇，200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为目前最完备的整理本。

若论善本，当以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为最古最善。普通读者研读，用王澧华校点《曾国藩诗文集》即可。

【金句】

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 见毛泽东1917年致萧子升信。

“誉之则为圣相，谳之则为元凶。” 见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语。

“文以载道，明道经世。” 见曾国藩文集所收论文之语。

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。” 见曾国藩家书，文集亦收其意。

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三不朽。” 见后世对曾国藩的评语。

“倔强”之气，“生涩”之趣。 见曾国藩论诗之语，诗集所收诗可见其风。

“儒者气象，桐城义法。” 见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曾文的评语。

【适读】《曾文正公文集》二卷、《诗集》三卷适合的读者，首先是研究晚清文学与桐城派流变的学者。曾国藩是晚清古文“湘乡派”的开创者，其文集是研究桐城义法在晚清传承与变异的重要材料。其次，研究曾国藩其人与晚清士人精神的学者，可以从其诗文中看到一个理学家、古文家兼政治家的精神世界。第三，喜欢古典诗文的读者，可以欣赏曾国藩“儒者气象”的古文与“倔强”之气的诗作。第四，研究晚清历史与人物交游的学者，可以从文集所收大量墓志铭、碑记、传状中获取珍贵史料。阅读此书之前，最好对曾国藩的生平与晚清历史有所了解。曾国藩一生与太平天国运动、洋务运动紧密相连，了解这一背景，才能真正理解其诗文中“家国情怀”的深沉。其次，应具备一定的古文阅读能力。曾国藩之文服膺桐城义法，语言雅洁，然用典较多，最好使用王澧华校点《曾国藩诗文集》，借助注释来理解。第三，可以将曾国藩与桐城派诸家对读，看其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创新；也可以将其诗与黄庭坚对读，看其诗学宗尚的渊源。

阅读次序上，建议先读诗集，以其诗编年排次，可见曾氏一生心迹的演变。从早年《咏史五首》《岁暮杂感十首》中感受其儒学抱负，从晚年之作中体会其历经沧桑后的沉潜。然后读文集，以《讨粤匪檄》《欧阳生文集序》等名篇为切入点，了解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实绩。最后读墓志铭、碑记，体会其史笔与文采。如果以《曾文正公文集》配合《曾国藩家书》来读，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曾国藩其人的思想与情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