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李义山文集》五卷，唐李商隐撰。李商隐为晚唐骈文大家，其自编《樊南甲集》《樊南乙集》各二十卷久已散佚。今存五卷本系清初朱鹤龄从《文苑英华》《唐文粹》等书辑录而成，按表、状、启、书传碑铭箴赋杂著、祭文分卷，收文一百四十余篇，题下均有朱鹤龄注解。此书是李商隐散文（以骈体四六为主）存世文本的基础汇编。

【编撰】《李义山文集》之书名，取李商隐之字“义山”而冠之。商隐字义山，号玉谿生，又号樊南生，故世称“李义山”。此书别名《樊南文集》，因李商隐自编骈文集名《樊南甲乙集》而来；后世冯浩重订本文集即径题《樊南文集详注》。

李商隐生前曾两度自编骈文集。大中元年（847），他在桂管观察使郑亚幕府中编成《樊南四六》（即《樊南甲集》）二十卷，自序中坦陈早年写古文、后专攻今体（骈文）的转向，并自述师法令狐楚，取法任昉、范云、徐陵、庾信。大中七年（853），他在东川柳仲郢幕府中应友人杨本胜之请编成《樊南四六乙》（即《樊南乙集》）二十卷，因丧妻之痛与政局变幻，此次编集删汰较多，态度亦较前冷淡。两集所收皆骈体应用之文，其古文与辞赋则另编为《赋》一卷、《文》一卷。然所有这些自编集至宋元之际已全部亡佚。

今本五卷的来历，须从清初朱鹤龄说起。朱鹤龄从《文苑英华》《唐文粹》等总集中广事搜辑，得李文一百四十余篇，编为五卷，是为李商隐文集辑佚之始。朱辑本阙“状”之一体，后徐树穀、徐炯兄弟补辑状体及《重阳亭铭》等，成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十卷，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由徐氏花溪草堂刊行，是为第一个较完整的注本。冯浩复加删补订正，成《樊南文集详注》八卷，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刊行，考订精审，为清代李商隐文研究的基石。同治间钱振伦、钱振常兄弟又从《全唐文》中辑出徐、冯二本未收之佚文二百余篇，成《樊南文集补编》十二卷。五卷本《李义山文集》则是朱鹤龄辑本的原初形态，未经徐、冯诸家增补，故所收最为精简，然亦最存朱辑之旧。

【体例】五卷本按文体分类编排：卷一为表，卷二为状，卷三为启，卷四为书、传、碑、铭、箴、赋、杂著，卷五为祭文。此种分体编排，使读者得以按体求文，见李商隐在各体骈文上的造诣。全书收文一百四十余篇，以表、状、启三类公牍为大宗，多作于幕府任职期间，代郑亚、卢弘正、柳仲郢等幕主立言，涉及晚唐朝政、藩镇关系、党争内幕，非徒以辞藻为工者。

题下均有朱鹤龄注解，略作诠释，然疏漏较多，盖为未竟之稿。此本抄本工整，藏于铁琴铜剑楼，《四部丛刊》初编即据此旧钞本五卷影印行世，是民国以来最通行的五卷本形态。

【序跋】五卷本本身为朱鹤龄辑本的原初形态，卷首并无朱鹤龄自序。与李商隐文集相关的序跋，主要见于徐、冯二家注本系统。徐树穀、徐炯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十卷本前有徐氏兄弟的笺注序例，述其补辑朱本、分任笺注之经过。冯浩《樊南文集详注》八卷本前有冯浩《发凡》四条，详辨李商隐自编甲乙集之散佚与朱、徐辑本之得失，又指出《重阳亭铭》可能为明人杨慎伪补。钱维城为冯浩所作序，称冯注“抉其疏误而订正之，别立年谱”，许为“玉溪功臣”。今人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附录中汇辑了各本序跋凡例，最便参考。

【著者】李商隐（约813—约858），字义山，号玉谿生、樊南生，怀州河内人。开成二年进士。因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女，被牛党令狐绹视为“背恩”，从此卷入牛李党争，终身沉沦幕府，郁郁而终。李商隐的文学成就，以诗为最著，七律与七绝皆臻绝诣，王安石称“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，惟义山一人而已”。然其于骈文一道，用力亦深，且自视甚高。他少年时从令狐楚学今体章奏，尽得其法，后历佐郑亚、卢弘正、柳仲郢诸幕，掌笺奏之职，当时朝廷公卿出牧奉使，若无李商隐之文，则以为憾。其骈文典丽精工，情致缠绵，用典深僻而不失流畅，于晚唐骈文堪称第一手。然其文集在宋代以后渐不受重视，自编甲乙集终至散佚，今所存者皆赖清人辑佚之功。朱鹤龄、徐树穀、冯浩、钱振伦等学者的努力，使这位骈文大家的文章得以部分恢复旧观，其功不可没。

【论赞】四库馆臣于徐树穀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提要中，对李商隐骈文有精要评断：“李商隐骈偶之文，婉约雅饬，于唐人为别格。”此语点出李商隐骈文在唐代文坛的独特位置：既不同于燕许大手笔的典重宏博，也不同于陆贽奏议的剖切畅达，而是以婉约雅饬、情韵兼胜见长。

冯浩《樊南文集详注》自《发凡》中辨析李商隐自编集的散佚与辑本得失，于朱、徐二家之疏误多有纠正，为清代李商隐文研究的最高成就。钱维城序称其“抉其疏误而订正之”，非虚誉也。

今人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在前人基础上合存世文三百五十二篇为一编，改分体为编年，校勘精审，考辨详实，为李商隐文整理的集大成之作。然其书为编年体，与五卷分体本属于不同的整理系统，读者不可混为一谈。

【价值】五卷本《李义山文集》的文献价值，首在于它是李商隐散文存世文本的基础汇编。李商隐自编的四十卷骈文集全部亡佚后，其文之存于天壤间者，端赖朱鹤龄从总集中的辑录。五卷本虽仅收文一百四十余篇，远非李商隐文之全貌，然吉光片羽，已足见其骈文艺术之精妙。其中表、状、启诸体，多代幕主立言，涉及晚唐朝政、藩镇、党争等史事，可补两《唐书》之阙。其次，五卷本作为朱鹤龄辑本的原初形态，在版本学上具有特殊意义。后世徐、冯、钱诸家注本虽增补日富、考订日精，然朱辑原貌反被掩盖。五卷本保存了李商隐文集辑佚工作的起点状态，于考察清初学者如何从总集中搜辑唐人佚文，提供了直接的样本。

其局限性亦须正视：一、所收仅一百四十余篇，不及现存李商隐文的三分之一（今人整理本收文三百五十二篇）；二、朱鹤龄注解疏漏较多，盖为未竟之稿；三、分体编排割裂了作品的时间线索，不利于考察李商隐骈文风格的历时演变；四、部分篇目真伪存疑，如《重阳亭铭》冯浩疑为杨慎伪补。

【版本】五卷本《李义山文集》的核心版本，是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所影印的“旧钞本”。此本抄写工整，藏于铁琴铜剑楼，朱鹤龄辑本的原初面貌赖此以存。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，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，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，是五卷本在近现代最通行的形态。

若求注本，则徐树穀、徐炯《李义山文集笺注》十卷（康熙四十七年徐氏花溪草堂刻本）为第一个较完整的注本，冯浩《樊南文集详注》八卷（乾隆四十五年德聚堂刻本）为清代考订最精的注本，钱振伦、钱振常《樊南文集补编》十二卷（同治五年刻本）为辑佚最富的注本。今人整理本以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文编年校注》（中华书局修订本）为集大成之作，收文三百五十二篇，编年系月，校注精审。

若论五卷本系统的善本，自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印铁琴铜剑楼旧钞本为最古最善。然若求李商隐文之全貌与精注，则当以刘学锴、余恕诚整理本为终极依据，五卷本可作辑佚源流之参照。

【金句】

“樊南生十六能著《才论》《圣论》，以古文出诸公间。” 见李商隐《樊南甲集序》，五卷本未收此序，然为理解其文学生涯转折之关键。

“居门下时，所受约束，平居忽忽不乐。” 见《樊南乙集序》，述其编集时心境。

“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，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。” 见《为濮阳公与刘稹书》，为李商隐骈文中最凌厉之作，代表其幕府檄书之成就。

“桐花万里丹山路，雏凤清于老凤声。” 见《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》，虽为诗作，然可见其骈文之外的诗才。

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 见《无题》，虽为诗，然“彩凤”“灵犀”之对，正是其骈文对偶精工、意象绵密的根基所在。

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” 见《安定城楼》，王安石极赏此联，以为“虽老杜亡以过也”。

【适读】五卷本《李义山文集》最适合两类读者。其一是研究晚唐骈文与幕府文书的学者。李商隐是晚唐骈文的最高代表，五卷本所收表状启诸体，是考察其骈文艺术的第一手文本；同时，这些代幕主所撰的公牍，涉及唐末藩镇、党争、朝政的诸多细节，可与史传互证。其二是希望了解李商隐“另一面”的普通读者。世人多知李商隐为诗人，而不知其生前以骈文名家、以幕府笺奏为业。读此文集，可见一位在党争夹缝中以文字谋生的士人，如何将精工的对偶与深微的情思，运用于表状启牍之间。阅读时宜注意：五卷本所收非李商隐文之全，若欲见其全貌，须参刘学锴、余恕诚整理本。朱鹤龄注解疏略，不可尽依。读表状启，当知其代言之体，所表达者未必尽为李商隐本人之立场。若以五卷本与冯浩《樊南文集详注》或刘学锴整理本对读，则辑佚源流与文本全貌，皆可了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