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有問於予曰:「詩何謂而作?」予應之曰:「『人生而靜,天之性;感於物而動,性之欲。』夫既有欲矣,則不能無思;既有思矣,則不能無言;既有言矣,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,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,而不能已焉。此詩之所以作。」曰:「然則其所以敎者,何?」曰:[00001]「詩者,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。心之所感有邪正,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聖人在上,則其所感者無不正,而其言皆足以敎。其或感之之雜,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,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,而因有以勸懲之,是亦所以敎。昔周盛時,上自郊廟朝廷,而下達於鄉黨閭巷,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。聖人固[00002]已恊之聲律,而用之鄉人,用之邦國,以化天下。至於列國之詩,則天巡守,亦必陳而觀之,以行黜陟之典。降自昭、穆而後,寖以陵夷,至於東遷,而遂廢不講矣。孔生於其時,既不得位,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,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,去其重復,正其紛亂;而其善之不足以法,惡之不足以戒者,則亦刊而去[00003]之;以從簡約,示久遠,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,善者師之,而惡者改焉。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,而其敎實被於萬世,是則計之所以敎者然。」曰:「然則國風、雅、頌之體,其不同若是,何?」曰:「吾聞之,凡詩之所聞風者,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。所謂男女相與詠歌,各言其情者。雖周南、召南親被文王[00004]之化以成德,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,故其發於言者,樂而不過於淫,哀而不及於,是以篇獨風詩之正經。自邶而下,則其國之治亂不同,人之賢否亦異,其所感而發者,有邪正是非之不齊,而所謂先王之風者,於此焉變矣。若夫雅頌之篇,則皆成周之世,朝廷郊廟樂歌之詞:其語和而莊,其義寬而密;[00005]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,固所以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。至於雅之變者,亦皆一時賢人君,閔時病俗之所,而聖人取之。其忠厚惻怛之心,陳善閉邪之意,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詩之經,所以人浹於下,天道於上,而無一理之不具。」曰:「然則其學之,當奈何?」曰:「本之南以求其端,參之[00006]列國以盡其變,正之於雅以其規,和之於頌以要其止,此學詩之旨。於是乎章句以綱之,訓詁以紀之,諷詠以昌之,涵濡以體之。察之情性隱微之間,審之言行樞機之始,則脩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,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。」問者唯唯而退。余時方輯詩傳,固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。淳熙四年丁酉冬[00007]十月戊新安朱熹。[0000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