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子》者，旧题东周齐相管夷吾撰，实战国至秦汉间齐地学人递相纂辑而成。唐房玄龄为之注，凡二十四卷八十六篇，今佚十篇。其书包罗天地，囊括古今，于治国牧民之道、理财富国之术、阴阳五行之变、兵法权谋之要，无所不究。大旨以“礼法并重”为纲，以“通货积财”为用，以“顺民之心”为基，实开法家之先河，兼综道、名、阴阳诸家之学，洵为周秦间经世致用之渊薮，非一家一派所能囿者。

【编撰】《管子》之名，缘其书托始于管仲。管子者，齐人对管夷吾之尊称也。夷吾辅齐桓公成霸业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为春秋第一名相。其平生言论行事，门人弟子及後世齐地学者递相记录追述，积渐成书，故是书虽冠管子之名，实非出一人之手、一时之作。考其撰述之由，当追溯至管仲相齐之时。仲既执政，锐意改革，尝言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，倡轻重之术、盐铁之利，设九惠之政以养民。其在位四十余年，与桓公问答论政之语甚夥，门人或录其言辞，或记其事功，是为本书最初形态。仲卒，其学不绝于齐。战国之际，齐威王、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稷下学宫聚学者数千人，其中多有传习管仲之术者，各以所闻所论附益之，书中《轻重》诸篇论货币敛散之法，精深奥衍，非战国商品经济发达之世不能道；《幼官》《四时》等篇以五行配四时政令，则显受战国阴阳家影响；《弟子职》一篇，或谓即稷下学宫之学则。凡此种种，可证其书之编纂历春秋而迄战国秦汉，绵延数百年之久。约在汉武帝时，刘向校书中秘，始将当时流传之管仲遗说汇编成书，定为八十六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《管子》八十六篇”，即刘向校定之本。其间尚有一轶事足述。昔齐桓公读于堂上，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公曰：“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？”公曰：“圣人之言也。”轮扁曰：“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。”此事虽出《庄子》，然足见古人著书，口传笔录之际，精华与时增损，非一人之智所能尽。《管子》书成于众手，反因此得集思广益之效，未可以伪托轻之也。又别名“管氏”“管子书”，历代书目皆有著录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录房玄龄注，遂定今貌。

【体例】是书旧本八十六篇，今存七十六篇，亡十篇，凡二十四卷。其编纂之法，不以时代为次，亦不以作者为别，而以内容性质相从，分为八大组类，虽未明标其目，然后人考其篇第，脉络可寻。

第一类曰“经言”，自《牧民》第一至《幼官》第八，及《幼官图》第九，凡九篇。此为全书纲领，记管仲治道之大纲大法。《牧民》一篇尤为书中之圭臬，论治国在顺民心，《形势》《权修》《立政》诸篇承其绪而广之，皆言人君南面之术与为政之要。此组文字简古，思想淳朴，学者多以为去管仲时代未远。

第二类曰“外言”，自《五辅》第十至《兵法》第十七，凡八篇，皆从旁阐发经义者，或详论政令，或发挥治道，与经言互为表里。

第三类曰“内言”，自《大匡》第十八至《戒》第二十六，凡九篇，其中《王言》《谋失》二篇已佚，实存七篇。大率记桓公、管仲问答之辞，多叙事而少议论，盖史传之流裔。第四类曰“短语”，自《地图》第二十七至《九变》第四十四，凡十八篇，篇帙短小，各自为义，论军政、农商、君臣、法令诸事。

第五类曰“区言”，自《任法》第四十五至《内业》第四十九，凡五篇，说理精深，论法治与心术，颇近道家。

第六类曰“杂篇”，自《封禅》第五十至《问霸》第六十二，凡十三篇，其中《封禅》《问霸》二篇已佚，实存十一篇，杂记法制、政教、牧民诸义。

第七类曰“管子解”，自《牧民解》第六十三至《明堂解》第六十七，凡五篇，而《牧民解》已佚，实存四篇，乃後学阐释经言之作，体制犹《易传》之于《易》。

第八类曰“轻重”，自《轻重甲》第六十八至《轻重庚》第八十六，凡十九篇，其中亡佚三篇，实存十六篇，专论货币、物价、财政、贸易之术，极言国家调控经济之策，其说之精密，千古独步。

全书约十六万言，各篇之间，时有重出互见者，盖纂辑众手，未及刊削统一也。编排虽以类从，然各类之中篇第亦非尽循逻辑之序，此古人编书“以类相从，不免参差”之常态。

【序跋】《管子》历代刻本序跋甚夥，今举其著者。

汉刘向《管子叙录》，乃校书时所作，叙篇目去取及校雠经过，为今存最古之序录，载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诸刻本卷首。宋杨忱绍兴二十二年刻本有杨忱序，序中谓“《管子》之言，虽不纯于王道，然其富国强兵之术，亦足为后世法”。此本为今存最早之完帙刻本，世称杨忱本，其序具有版本学上重要价值。

明万历间，赵用贤校刻《管子》，自为序，详述校勘始末，谓取宋本、元本参互校订，功颇勤劬，世称赵用贤本，为明清最通行者。同时有刘绩撰《管子补注》，自有序，称房注“简而多疏”，乃博采群书，为之补苴。

清嘉庆间，王念孙著《读管子杂志》，虽非刻本之序，然其序录中总评是书得失，精义纷呈，可作序观。道光间，戴望著《管子校正》，有自序及俞樾序，俞序推许戴氏“以经术治子书，抉摘精审”。光绪间，张之洞督粤，刻《广雅书局丛书》，收入《管子》，有跋文论其经世之旨。

日本刻本有安政间安井衡所著《管子纂诂》，前有自序，其学颇精，为和刻本之甲观。民国间，张岱年序郭沫若等《管子集校》，概述清以来管子学之成就，亦佳序也。

今人所辑序跋，以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所录最为赅备。

【著者】管仲，名夷吾，字仲，谥曰敬，故亦称管敬仲，颍上人也。生年不详，卒于周襄王七年。少时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後事齐公子纠，及公子小白立，是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请囚。鲍叔荐于桓公，桓公释其囚而相之。仲既任政，以“尊王攘夷”为号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使齐为五霸首。其为政也，制国为二十一乡，作内政而寄军令；设轻重九府以通财货；兴盐铁之利以赡国用；定四民分居之制以安生业。与俗同好恶，故令行而民从；论卑而易行，故政成而怨寡。尝曰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，又曰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”，此其治道之本也。仲与桓公相得甚深，桓公尝问政，仲陈以“六兴”“九惠”之策，凡所言治道，多载于《管子》书中经言诸篇。其言曰：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”又曰：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”此类精语，皆为其执政经验之结晶。桓公以仲为仲父，国有大政，先谘于仲而後行。仲卒，桓公不用其遗言，亲易牙、竖刁、开方，卒致祸乱，齐国以衰。仲之著述，自谓“吾说君以霸王之道，君听吾言，故霸天下”，然其书非自著，乃後人述其言行、衍其学术而成。其学术源流，盖承太公望之遗教，兼通法、道、名、阴阳诸家。昔孔子称管仲曰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”又曰：“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”虽于其器小有微词，然于其功烈，推许甚至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以管仲入《管晏列传》，称其“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”，又详录其治齐之迹。春秋战国间言治道者，莫不宗管仲，至有“管商”并称者，管指仲，商谓商鞅也。

房玄龄，唐初名相，注是书时距仲千有余岁。注文简质，要言不烦，多发书中奥旨。然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题“尹知章注”，实为一人，辨见《四库总目》。

【论赞】自春秋迄今，评骘《管子》者众矣，其论或褒或贬，各极其致。

孔子论管仲之功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此推其功烈也。然亦曰：“管仲之器小哉！”谓其未进于王道也。此开《管子》评价之两端。

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不论管子，然其言“不侈于後世，不靡于万物，不晖于数度，以绳墨自矫，而备世之急”，虽评墨翟，实可移以论《管子》之学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曰：“吾读管氏《牧民》《山高》《乘马》《轻重》《九府》，详哉其言之也。”又曰：“管仲，世所谓贤臣，然孔子小之。”总持厥平，不掩其美，亦不讳其短。

刘向校书叙录曰：“《管子》书，务富国安民，道约言要，可以晓合经义。”此汉儒之见也。

唐柳宗元著《辩晏子春秋》，未及《管子》，然于《四维论》中引管仲“礼义廉耻”之说，以为国之四维，推崇甚至。宋苏轼作《管仲论》，则谓管子功业虽盛而不知去竖刁等三佞，不能自全其法，深致惋惜。

朱熹论《管子》曰：“《管子》之书杂，《弟子职》一篇，却纯是教小子之法。”又曰：“其言虽驳杂，然大要在富国强兵，亦近正。”持论最为平允。

明赵用贤序曰：“《管子》之书，大约在顺民心、利民用，其于王霸之辨、义利之几，剖析详明，真经世之书也。”

清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谓：“《管子》之书，法家之开山，而亦道家之别子，杂家之渊薮也。”此论最得其实。

近人梁启超曰：“《管子》者，中国最大之政治学者也。其以国家为出发点以论政治，实开前此未有之局。”罗根泽则考其各篇时代，谓“《管子》非一人一时之书，乃战国秦汉间齐派学者之论文集”，其说为学界所宗。

要之，历代论者，于其书之驳杂莫不共认，而于其经世之价值亦莫不首肯也。

【价值】《管子》一书，于中国学术史、经济史、政治思想史上之地位，殆罕有其匹。其文献价值，首在保存春秋战国间齐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制之珍贵史料。《轻重》诸篇，详述古代货币流通、物价调控之术，为世界经济学史上最早之宏观调控理论文献。《地员》一篇，论土壤分类与植物生态，其精审为同时古籍所仅见。《度地》篇论水害防治与水利兴修，《幼官》篇以五行配四时，《心术》《内业》等篇论精气之说，皆各具专门之学，足见当时学术之繁富。学术地位上，《管子》实为法家学派之先导。其言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”，开商鞅、韩非之先声；而其言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”，又足见其未脱儒学之藩篱。礼法并重之说，于後世荀子、董仲舒乃至历代政治实践，影响至深。经济思想上，“轻重之术”独步千古，历代言理财者莫不祖述之。其局限性亦显见。一是成于众手，不无抵牾，如《法法》篇言“虽圣人能生法，不能废法而治国”，而《心术》篇又倡“无为”之旨，其间方圆枘凿，在所不免。二是轻重之术易流于与民争利，汉世桑弘羊行之而致天下骚然，可为明证。三是有学者批评其思想驳杂，道法儒墨阴阳五行之说杂陈其间，缺乏一贯之体系，读之者往往难窥指归。四是其中部分篇章文辞浅俚，与战国诸子之雄辩汪洋相比，未免失色。要之，《管子》乃先秦经世之学之总汇，其价值不在体系之严密，而在内容之丰富；不在思想之纯粹，而在视野之开阔。欲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者，舍此书则无从措手。

【版本】《管子》传本，源流复杂，可分数系论之。

两汉以前，已有写本流传。刘向校书，合国家所藏与民间所献共五百六十四篇，去其重复，定为八十六篇，此为定本之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者即此。晋唐之际，传抄不绝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录房玄龄注本二十四卷，即今本卷帙之祖。敦煌石室曾出唐写本《管子》残卷，存《牧民》等数篇，与今本微有异同，为今存最早之写本实物，今藏大英博物馆。

宋代刻书之风盛，《管子》始有椠本。今存最早刻本为南宋绍兴二十二年杨忱刻本，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三至二十五字不等，注文双行小字，白口，左右双栏，刻工精良。此本为後世一切刻本之祖，原刻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海内孤帙也。宋刻又有蔡潜道墨宝堂刻本，今佚。

元明之际，刻本渐多。元至正间有刻本，行款与杨本不同，清人黄丕烈尝得之，今归上海图书馆。明初有《道藏》本，收入太清部，文字颇古。明嘉靖间，赵用贤以宋本为主，参校元明诸本，刻于吴中，世称“管韩合刻本”（与《韩非子》合刊），校雠颇精，为有清一代最通行之版本。万历间，吴勉学刻《二十子》本、新安吴氏刻《管子》均出自赵本。天启间，有凌汝亨朱墨套印本，以赵本为底而施以评点，世称凌刻本，亦颇流行。

清人校《管子》者尤多。乾隆时《四库全书》所收，乃据赵用贤本，馆臣详加校勘。嘉庆间王念孙撰《读管子杂志》，以宋本、元本、赵本校读，匡谬正讹。道光间戴望著《管子校正》，汇集诸家校语，为清人校《管子》之集大成者，光绪间刻入《广雅书局丛书》，世称戴校本。光绪五年，有影刻宋杨忱本行世，即所谓《古逸丛书》本，宋本面目赖此以传。

民国间，郭沫若、闻一多、许维遹等撰《管子集校》，博采异本及清人校语，最为详备，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，为今人研究《管子》之必备。日本刻本以安井衡《管子纂诂》（元治元年刻）最精，其学兼取清儒之长，间有创见。

若论善本，当分二途：求其最古，则南宋杨忱本无疑，今有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，可睹原貌；求其便读，则郭沫若《管子集校》汇集众善，校语精详，诚研读《管子》之首选。若仅为诵读计，可取中华书局“新编诸子集成”所收《管子校注》（黎翔凤撰，梁运华整理），以戴校本为底本，广参众校，最为通行精当。

【金句】

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 见《牧民》第一。

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。” 见《牧民》第一。

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” 见《权修》第三。

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 见《牧民》第一。

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 见《明法解》第六十七。

“海不辞水，故能成其大；山不辞土石，故能成其高。” 见《形势解》第六十四。

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，民贫则难治也。” 见《治国》第四十八。

【适读】《管子》之读者，首推留心治道、有志经世者。其书言富国强兵之策、安民御众之术，于治国理政者最有裨益。次则研究中国政治史、经济史、法律史、哲学史之学者，欲考先秦制度沿革、思想流变，舍是书则莫由。三则企业家与经济研究者，《轻重》诸篇论供求之理、敛散之机，虽古今异势，其道犹可参酌。四则好古博闻之士，欲观先秦学术之全貌者，此书兼备众家，可资博览。读是书须有前提者三：一曰具训诂基础，是书多存先秦古义，又经传写致讹，清儒校释之书如戴望《校正》、王念孙《杂志》、郭沫若《集校》，宜置诸案头，随时参证。二曰明著作性质，知此非一人之专书，乃数百年间齐学之结集，故前后抵牾者不必强为弥缝，各篇时代不同者宜分别观之。三曰辨其源流，读前宜先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之著录，及《四库总目》之提要，明其流传脉络。阅读次第，当从《牧民》《形势》《权修》《立政》诸经言篇入手，此管仲治道之根本，文字亦较平易。次及《大匡》《中匡》《小匡》三篇，此记桓公管仲事迹者，故事性胜，颇助兴趣。复次读《心术》《白心》《内业》四篇，可窥管学与道家之渊源，其论精气心性，极富哲思。最後读《轻重》诸篇，此最艰深，然最见管学精华。其他各篇可随兴之所至，择而读之。每读一篇，当先览篇题，次观大旨，再逐节细读，疑难处检注疏，通篇读毕，自为撮要数行，记其纲要，积久贯通，自有所得。若以此书配《商君书》《韩非子》读之，可观法家由礼法并重而纯任刑法之演进；配《荀子》读之，可见儒法交融之迹；配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《平准书》及《汉书·食货志》读之，可知轻重学说之于汉世实践之效。能参互比观，获益当倍蓰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