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楚辞”的名称,西汉初期已有之,至刘向乃编辑成集。东汉初年注《离骚》者有贾逵、班固,后有马融曾注《楚辞》,惜此几种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(洪兴祖注《大招》“曼鹔鷞只”一句曾引马融说)。东汉中期王逸作章句,增辑了屈原的《大招》、唐勒的《惜誓》(误为贾谊之作)、严忌的《哀时命》,末附自己所作代屈原抒发忧愤的《九思》,在此前学者有关成果的基础上,做了全面的注释解说。此为《楚辞》注本的早期集大成之作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可贵之处一是总结了两汉时期各家的一些重要看法;二是距屈宋时代较近,王逸又为南郡宜城人,当楚故都鄢郢之地,对书中一些掌故与楚方言的解说应较为可靠;三是依据当时能见到的一些史料及相关传说,在内容说解与背景介绍方面参考价值大。
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注释《楚辞》之作亦有,然多亡佚。《昭明文选》中收有《离骚》《涉江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招魂》和《九歌》中的二篇,宋玉《九辩》中的五段,凡注《文选》者,对这些作品,也都能在吸收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有所探究,提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看法。
宋代在《楚辞》研究方面有所创获的学者较多,而突出的、集大成之作有两部:一为两宋之间洪兴祖的《楚辞补注》,一为南宋初年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
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既是《楚辞章句》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传本,也是王逸之后总结此前一千年中楚辞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注本。洪兴祖本来另有《楚辞考异》,列出《楚辞》正文和王逸注各种传本的异文,现均散列于《楚辞补注》相关部分的王逸注之后;若某句无王逸注,则列于正文之下。也因此有学者将此误认为王逸之注。体例上,保留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各篇前的序,注释也是先列王逸注,再为《补注》,在总结吸收各家之说的基础上,对王逸之说有所补充、阐释或驳正,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朱熹以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二书详于训诂,而未得意旨,于是重新编定了该书。所选篇目较前有很大改动,分为《离骚》《续离骚》两部分。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《离骚》,目次与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相同,定为5卷;宋玉以下诸赋仅存《九辩》,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、《惜誓》、《哀时命》、《招隐士》各篇,并新增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二篇,共十六篇为《续离骚》,定为3卷。附录部分,《楚辞辨证》是对历代旧说的驳正和考证;《楚辞后语》收录自荀子至吕大临等人的辞赋共五十二篇,系根据北宋晃补之《续楚辞》、《变离骚》二书加以补定而成,卷首均有朱熹自序。体例仿《毛诗传》,将各篇分为若干章,每章标以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字样。注中所涉及的名物训诂和文字异同,多从《楚辞章句》和《楚辞补注》。而对篇义的解释,多按照“微言大义”的传统,陈述自己的见解,不免有曲解之处。又如收入扬雄的《反离骚》一篇,本极不合体例,但朱熹认为,“欲因《反骚》而著苏氏、洪氏之贬词”,因此也收录了。《楚辞》旧本原有东方朔《七谏》、王褒《九怀》、刘向《九叹》、王逸《九思》等篇,该书均予删除;晃补之《续楚辞》、《变离骚》二书各有二十卷。该书《楚辞后语》仅余六卷,故有“去取特严”之称。而该书的编撰宗旨,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记载绍熙内禅事说,赵汝愚被贬到永州安置,至衡州卒,朱熹为之注《离骚》以寄意。
该书的学术价值不高,但因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,在后世中有很高的地位,所以该书对后世仍有较大的影响,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传播,有一定的贡献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亦折衷其事,评价说:“是书大旨,在以灵均放逐,寓宗臣之贬,以宋玉《招魂》,抒故旧之悲耳。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,规规争其得失矣。”版本有南宋端平二年(一二三五年)朱鉴刊本,有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;各种清刻本和民国间印本;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据《古逸丛书》原版影印本;以及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排印本等。
太史公曰: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,悲其志。适长沙,过屈原所自沉渊,未尝不垂涕,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,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,何国不容,而自令若是!读《鵩鸟赋》,同死生,轻去就,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—史记屈原列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