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，立五经博士，举孝廉，开始独尊儒术，这几乎是汉代历史的基本常识。但是，如果我们核检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及其他相关文献，就会发现，其史料基础并不坚实。这一认识其实源于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而非《史记》。
在《史记》里，武帝时代推尊儒术的历史过程基本上没有涉及董仲舒。司马谈、司马迁父子是武帝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，且司马迁曾问学于董仲舒，对于他在武帝时代的地位，司马氏父子应该会非常清楚。《史记》没有为董仲舒独立写传，而是将其置于《儒林列传》中，与申公、伏生、高堂生等儒生地位相似，司马迁也没有提到他和汉武帝尊儒之间的关系。《儒林列传》叙述武帝时期经学发展时，主要提到了两件事：一是公孙弘以《春秋》学由白衣而至天子三公；二是为博士官置弟子员：
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乡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……及窦太后崩，武安侯田蚡为丞相，绌黄老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学儒者数百人，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，封以平津侯。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。
公孙弘为学官，悼道之郁滞，乃请曰：“……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，仪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，敬长上，肃政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悖所闻者，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，二千石谨察可者，当与计偕，诣太常，得受业如弟子。一岁皆辄试，能通一艺以上，补文学掌故缺；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，太常籍奏。……”制曰：“可。”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。
董仲舒与独尊儒术这一常识的建立，是从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开始的。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自武帝初立，魏其、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对册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
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董仲舒对策在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前134）五月，而“州郡举茂才孝廉”则是此年十一月（前135年12月前后）。这时汉尚承秦制，未改历法，使用颛顼历，以每年十月为岁首。即武帝诏举茂才孝廉是在仲舒对策前六个月，立五经博士更是在此前两年，这是很明显的矛盾。但因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的说法影响如此之深，以至于古今许多学者都以此为基础，考证董仲舒对策之年及相关史实，并尽可能将董仲舒对策之年置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之前，以弥合这一显见的矛盾。
《汉书·武帝纪》在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良之后，说“董仲舒、公孙弘等出焉”，《董仲舒传》则提到了主父偃窃书之事。因此与董仲舒对策年代相关的考证，又必须考虑公孙弘、主父偃相关事迹。这些材料之间往往是这几则相互贴合，但与另外几则又有矛盾，由此造成歧见迭出，至今仍有争议。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之外，最早述及此段历史的是荀悦《汉纪》，但其所记与《汉书》无异。只是在元光元年“初令郡国贡孝廉各一人”之下，用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的说法，称“董仲舒始开其议”，然后引董仲舒传记，并附策文于下。对于董仲舒何时举贤良，荀悦并未考核，也没有提及本传与《武帝纪》记事的矛盾。
《资治通鉴》将此事系于武帝建元元年（前140）冬十月，即武帝初即位改元之首月。胡三省注引《通鉴考异》曰：
《汉书·武纪》：“元光元年五月，诏举贤良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出焉。”《仲舒传》：“仲舒对册，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立学校之官，州郡举茂材、孝廉，皆自仲舒发之。”今举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，若对策在下五月，则不得云自仲舒发之，盖《武纪》误也。然仲舒对策，不知果在何时；元光元年以前，唯今年举贤良见于《纪》。……故皆著之于此。
从这段引文来看，司马光等人在编纂《通鉴》时，对董仲舒举贤良的时间也不确定，只因持有董仲舒乃崇儒建议的提出者这样的前见，且武帝元光元年之前，只有建元元年曾诏举贤良，故将其置于此年。这大概是董仲舒对策时间问题的开始，随后讨论渐多，至今未歇。日本学者福井重雅《儒教的国教化》一文对董仲舒对策之年的许多关键问题也多有涉及，并系统整理了各种考证以备查考，有建元元年、建元六年（前135）、元光元年、元光五年（前130）、元朔五年（前124）等多种案断。最主要的观点有二：一为建元元年，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苏舆《春秋繁露义证》、钱穆《两汉博士家法考》等均持此见；二为元光元年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有明确记载，故宋以来持此说者颇多，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等。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涉及董仲舒对策的记载，有几处提到了非常具体的史事或时间，因此有据可考。特别是董仲舒对策中，有两处策文，可以将其对策的年代确定在建元六年之后：
其一，第一策有“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”一句。自汉元年（前206）刘邦称帝算起，至元光元年（前134）为73年，而至建元元年（前140）则是67年，不能称七十余岁，只有到了建元六年（前135）才可。
其二，第二策有一句涉及武帝时期的史事：“夜郎、康居，殊方万里，说德归谊，此太平之致也。”据《汉书·西南夷两粤朝鲜传》，汉朝通夜郎是在建元六年王恢平定闽越（或东粤）之后，时间在这一年的秋冬之际。董仲舒的对策则应在通夜郎之后，故不可能是在建元元年。史籍中，康居的归谊在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，已到元鼎年间。此处是夸饰还是史籍失载，则不可考。但因司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也提到了“康居西域，重译纳贡，稽首来享”，而相如赴巴蜀也正是在唐蒙通夜郎前后，董仲舒、司马相如的文中都有如此表述，恐怕就不能以夸饰视之。故应如王先谦《汉书补注》所言“康居或于其时一至中国，史官失载”。
此外，《汉书·武帝纪》称建元元年所举贤良因“或治申、商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言，乱国政”，丞相卫绾上书“请皆罢”“奏可”。可见这一年所举贤良未及由武帝亲策，皆罢归，就不可能有董仲舒的对策。
前人考证中，董仲舒任江都相的年代虽已被讨论，但《春秋繁露》中的一条材料却未引起足够重视。因其提及朔日，今有银雀山汉墓出土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可以核对，故有独特价值，能够帮助我们将董仲舒对策年代进一步考实。
江都相问题缘起《史记》。《儒林列传》称“今上即位”，仲舒为江都相，似乎武帝即位之初，董仲舒即就任江都相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则云“对策毕，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”，那么其对策自然在建元元年。然而，我们搜检《史记》，就会发现“今上即位”并没有特指建元元年，而是泛指武帝即位以来的这段时间。如《史记·礼书》曰：“今上即位，招致儒术之士，令共定仪，十馀年不就。”《乐书》曰：“至今上即位，作十九章，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，拜为协律都尉。”《历书》曰：“至今上即位，招致方士唐都，分其天部；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，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。乃改元，更官号，封泰山。”《儒林列传》曰：“及今上即位，赵绾、王臧之属明儒学，而上亦乡之，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。”这些地方都没有特指建元元年。
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称其对策后任江都相，并未给出具体时间。然《汉书·郑当时传》记载：“武帝即位，当时稍迁为鲁中尉，济南太守，江都相，至九卿为右内史。以武安魏其时议，贬秩为詹事，迁为大司农。”查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，建元四年（前137）“江都相郑当时为右内史”，则在建元四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内，江都相应该是郑当时，而非董仲舒。
《元光元年历谱》（刘操南整理本）与《春秋繁露·止雨》篇、《汉书·五行志》所载元光元年八月朔日《春秋繁露·止雨》篇曰：
二十一年八月甲申朔，丙午，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……
苏舆注认为“二十一年”乃武帝二十一年，为元狩四年（前119）。然而自景帝起已实行六年一改元的制度，武帝时期不可能有二十一年这样的纪年。不论是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之骨签，还是各地发现的汉简，其中的武帝时期纪年均遵循了改元的格式，没有二十一年这种形式。故此二十一年当为江都王纪年。据《汉书·景帝纪》和《诸侯王表》，江都易王刘非为汉景帝子，景帝前元二年（前155）立为汝南王，两年后徙为江都王，在位二十八年。那么易王二十一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。从出土文献判断，“八月甲申朔丙午”符合秦汉官文书一般格式，如居延汉简、肩水金关汉简中此种书写格式极为常见。此文原作“庚申朔”，卢文弨校改为“甲申朔”，据《汉书·五行志》元光元年“七月癸未，先晦一日，日有食之”的记载，可知七月晦为甲申，八月朔为乙酉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元光元年历谱，其八月朔日亦为乙酉。此处八月朔日为甲申，与实际干支日相差一天，这与太初元年改历前晦朔推算略有偏差的情况一致。陈侃理《〈春秋繁露·止雨〉二十一年八月朔日考》一文对此条有明晰的考证，可参看。总之这条材料源出官方文书，其历日干支当为实录。因郑当时在建元四年之前任江都相，那么董仲舒就不可能在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之间连续任江都相。故可以判定董仲舒出任江都相是在建元四年之后。联系《汉书·武帝纪》所述元光元年五月，诏举贤良，董仲舒、公孙弘出，以及《董仲舒传》“对即毕，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，事易王”的记载，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五月，随即任江都相，八月丙午他已到任并行止雨之术，两事时间相符。建元元年、元光五年等说因此可以放弃。
节选 原文载于：《文学评论》2022年第2期第186-196页，作者：徐建委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