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-04-18 21:46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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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题:古籍版本

朱熹所撰《楚辞集注》,在传世《楚辞》注本中颇具重要地位,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卷十明版集部“楚辞”条云:“世传《楚辞》最著者,一为王逸《章句》,一为晁无咎《重编》,一为朱子《楚辞集注》。” [ ① ]但宋世以后影响最著者为《楚辞集注》无疑,关于它的成书,学界依据文献史料已有较多讨论。本文主要结合目录专书的说法,讨论了《楚辞集注》编撰的政治背景问题,即与南宋庆元年间朝廷内部政争的细微关系。同时重点讨论了《楚辞集注》刊刻的过程,经考察,《集注》经历了从单行到合刻的过程,刻年、刻者、刻书地域与政治环境、朱熹影响以及近缘关系均密切相关。既是传统版本研究的方法,又涉及笔者所认为的书籍史领域,呈现出交融的倾向。应该说,以朱熹《楚辞集注》的编撰和刊刻流布为个案的梳理,对于从版本史和书籍史的双重视角深化宋版书的研究,恐或有借鉴和启发意义。
一、目录专书中关于朱熹《楚辞集注》编撰的见解
宋代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和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,均述及朱熹撰《楚辞集注》的动机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称:“朱子以王逸、洪兴祖注或迂滞而远于事情,或迫切而害于义理,遂别为之注。其训诂文义之外,有当考者则见于《辨证》,所以袪前注之蔽陋,而发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。” [ ② ]陈振孙认为朱熹嫌于王、洪两家注“迂滞”、“迫切”,故重注《楚辞》以阐抉其“微意”。按朱熹《楚辞集注》自序称:“独东京王逸《章句》与近世洪兴祖《补注》并行于世,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,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,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”,“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,又晦昧而不得白于后世”。朱熹认为王、洪注本“详于训诂”,而于《楚辞》的意旨则未得,故“聊据旧编,粗加檃栝”,而定为《集注》八卷,陈振孙之说当即本于此。
《集注》自序言及朱熹所谓的《楚辞》意旨,云:“窃尝论之,原之为人其志行,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,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。原之为书,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、怨怼激发,而不可以为训,然皆生于缱绻恻怛,不能自已之至意。”又《文献通考•经籍考》引《朱子语录》云:“《楚辞》不甚怨君,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,不成模样。” [ ③ ]朱熹的本意是还原屈子“忠君爱国”的主旨,所以《集注》不是疏解字义的训诂类著作,而是重在阐发义理,以补王逸、洪兴祖注之失。
但自序话锋一转,又说:“然使世之放臣屏子,怨妻去妇,抆泪讴唫于下,而所天者幸而听之,则于彼此之间、天性民彝之善,岂不足以交有所发,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。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,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。”似又重于“放臣屏子,怨妻去妇”,不独宣扬“忠君爱国”之旨,盖以屈原相比况而有所抒怀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即认为:“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,序文所谓'放臣弃子、怨妻去妇',盖有感而托者也。” [ ④ ]陈振孙未明言所托何事,但称《集注》撰写在庆元政争之后,已大致透露出两者之间的隐秘关系。赵希弁在《读书附志》中则揭示了所托为何,云:“骚自楚兴,公之加意此书,则作牧于楚之后也,或曰有感于赵忠定(笔者注:即赵汝愚,韩侂胄诛后赐谥忠定)之变而然。” [ ⑤ ] “盖有”和“或曰”都是不确定的语气,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系。“有感赵汝愚之变”的说法,无疑丰富了对于朱熹撰写《楚辞集注》动机的深层次认识。这说明庆元之后的一段时期内,当时存在着朱熹撰写《楚辞集注》是缘于赵汝愚变故的看法。按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三“绍熙内禅”条,云:“汝愚永州安置,至衡州而卒,朱熹为之注《离骚》以寄意焉。” [ ⑥ ]但在《宋史》之《赵汝愚传》、《韩侂胄传》,均未提及朱熹注《楚辞》与赵汝愚相关事,最应记录此事的《朱熹传》也只字未提。清乾隆间于敏中等编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引《齐东野语》、《宋史》诸书,针对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称的“有感而托者”,云:“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居之时,盖有感而托其篇第……考《宋史》宁宗庆元二年(1196),朱子草封事数万言(笔者注:此事实在庆元元年),陈奸邪蔽主,明丞相赵汝愚之冤……诬论(朱熹)十罪,诏落职罢祠,振孙所谓有感而托者,盖以此也。” [ ⑦ ]似坐实了《楚辞集注》和赵汝愚之变的关系。于是乾隆帝弘历御题亦称“信是身清志犹烈,允宜朱注向为刊。害公有疾托萧艾,正道无妨拟蕙兰。”至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明确称:“是书大旨在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,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。” [ ⑧ ]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也说:“盖以原汝愚皆宗臣,故以隐况而自拟宋玉,意不在驳正王、洪也。” [ ⑨ ]似纠正王、洪二家注只是说辞,而非朱熹撰写《楚辞集注》的本意。
总之,有感赵汝愚之变而有所寄意的说法,有别于《集注》自序所称的补王、洪二家注本之失,尚需根据史料细致加以辨析。
二、从朱熹与赵汝愚的关系看《楚辞集注》的编撰
庆元政争之前,朱熹便与赵汝愚存在着密切的关系。根据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福建通志》的记载,赵汝愚淳熙年间任福建安抚使,其政声颇得朱熹褒奖,赵汝愚也积极助朱熹讲学。绍熙元年至二年(1190-1191 )间,赵汝愚再次任福建安抚使,朱熹致书赵汝愚论举子仓、盐法诸事(参见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二十八《答赵帅论举子仓事》)。绍熙二年,朱熹又致书赵汝愚奏论时政阙失等。赵汝愚召为吏部尚书,经建阳与朱熹会面讨论政事,这都在庆元元年(1195)之前。
及至绍熙间赵汝愚拜相,《宋史•朱熹传》称:“赵汝愚既相,收召四方知名之士,中外引领望治,熹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。既屡为上言,又数以手书启汝愚,当用厚赏酬其劳,勿使得预朝政。” [ ⑩ ]或正缘于两人曾经的密切关系,赵汝愚“收召四方知名之士”,朱熹借此而延入赵汝愚幕。而赵汝愚“招士”有深层的政治目的,周密称赵汝愚觉察到韩侂胄有逐己之谋后,“以朱熹有重名,遂自长沙召入为待制,侍经筵,及收召李祥、杨简、吕祖俭等道学诸君子以自壮。” [11]据束景南先生《朱熹年谱长编》,朱熹至临安时在绍熙五年(1194)七月。赵汝愚招士“以自壮”,《朱熹传》称之为“中外引领望治”,形象地揭露了延揽朱熹很大程度上是为一己之政治私利,获得与韩侂胄对抗的政治资本。对于赵汝愚与韩侂胄形同政敌的关系,朱熹有所察觉,既屡次进言朝廷,又劝谕赵汝愚。结果是赵汝愚不纳,印证了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为人疏”的特征。庆元政争的结果是赵汝愚罢相贬谪,《宋史•赵汝愚传》云:“侂胄忌汝愚益深,谓不重贬,人言不已……监察御史胡纮疏汝愚唱引伪徒,谋为不轨,乘龙授鼎,假梦为符,责宁远军节度副使,永州安置……至衡州病作,为守臣钱鍪所窘,暴薨。” [12]又《韩侂胄传》云:“庆元元年……既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,将不利于社稷,汝愚罢相。” [13]
朱熹对于赵汝愚的变故,始以封事数万言明赵汝愚之冤,而其同僚李祥、杨简等也“诉汝愚有大功,不当去位”。至赵汝愚永州安置,朱熹又作《梅花赋》以寄意。庆元二年,赵汝愚暴死,朱熹哭吊且至赵汝愚婿家祭奠。赵汝愚卒后,周密称朱熹“为之注《离骚》以寄意焉”,《困学纪闻》卷十八《评诗》亦云:“南塘(赵汝谈)挽赵忠定公云'空令考亭老,垂白注《离骚》'。” [14]说明朱熹受此变故触动很大,注《离骚》应该说即为《楚辞集注》的开始;但此时朱熹应尚未考虑为《离骚》之外的《楚辞》篇目作注,似仅借《离骚》以致意焉。但朱熹随之受到的政治打击,则促使他继而完成全部《楚辞》篇目的集注工作。
朱熹在绍熙五年十一月,结束入赵汝愚幕返回建阳。他未忘怀赵汝愚的同时,也未脱离韩侂胄的政治打压,《宋史•韩侂胄传》云:“设伪学之目,以网括汝愚、朱熹门下知名之士……时台谏迎合侂胄意,以攻伪学为言,然惮清议,不欲显斥熹。侂胄意未快,以陈贾尝攻熹,召除贾兵部侍郎。未至,亟除沉继祖台察。继祖诬熹十罪,落职罢祠”,庆元三年(1197),“刘三杰入对,言前日伪党,今变而为逆党。侂胄大喜,即日除三杰为右正言,而坐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。王沇献言令省部籍记伪学姓名,姚愈请降诏严伪学之禁,二人皆得迁官。” [15]这无疑给朱熹带来精神上的苦闷和抑郁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着录一帙傅增湘藏宋嘉定四年(1211)杨楫同安郡斋刻本《楚辞辨证》二卷(笔者注:此本实为高丽翻刻本,参见下文详述),有杨楫跋,从侧面揭橥了朱熹撰《集注》和赵汝愚之变的关系,云:
庆元乙卯(1195 )楫自长溪往侍先生于考亭之精舍,时朝廷治党人方急,丞相赵公谪死于道,先生忧时之意屡形于色。忽一日出示学者以所释《楚辞》一编。楫退而思之,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四书,次而六经,又次而史传,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,乃独为《楚辞》解释,其义何也?然先生终不言,楫辈亦不敢窃有请焉。
按考亭在今福建建阳,朱熹考亭之居落成在绍熙三年(1192)六月,绍熙五年十一月朱熹遭斥后即由临安返回考亭。跋中所称“朝廷治党人方急,丞相赵公谪死于道”为庆元二年之事,此年亦设“伪学”以罢斥附和赵汝愚、朱熹者。至庆元六年(1200),韩侂胄方追复赵汝愚、朱熹职名。而“学禁”迟至嘉泰初年方稍驰,嘉泰二年(1202)诏朱熹已致仕,除华文阁待制,与致仕恩泽。开禧三年(1207 )韩侂胄遭诛杀,此后赵汝愚方“尽复元官”并“配享宁宗庙庭”。推知出现朱熹《楚辞集注》为寄意赵汝愚的说法,准确地讲应该在开禧之后。
《楚辞集注》的撰写,可以明确始于庆元二年的《离骚》注。据杨楫跋,确证《楚辞集注》完成于庆元年间,也就是设“伪学”、严“学禁”之时。由此反观朱熹在自序中称补王逸、洪兴祖注之失,应为托辞,目的是规避韩侂胄的迫害。即便对于门人,朱熹也三缄其口,出于同样的考虑。而作跋于嘉定四年的杨楫,虽已远离政争,但也因朱熹未明示撰写《楚辞集注》的缘由,亦不敢妄言。杨楫跋的文献价值,就在于明确地说明《楚辞集注》的撰写是在赵汝愚变故和朱熹遭“学禁”的背景下完成的。而他的疑惑,杨万里也作有《戏跋朱元晦楚辞解》诗,云“注易笺诗解鲁论,一帆经度浴沂天。无端又被湘累唤,去看西川竞渡船” ,恰如今人姜亮夫先生所称:“熹一生注儒家经典几遍,更不为他说所乱,独注《楚辞》似与平生专一之业相远,因以启学者之疑。” [ 16]综上,朱熹撰《楚辞集注》离不开庆元政争的诱因,尤其与赵汝愚之变密不可分,南宋后期有关寄意赵汝愚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。
《楚辞集注》成书的时间,郑振铎认为:“当在一一九五年至九六年之间” [17],束景南考证为庆元四年(1198 )所作,陈来认为“成于庆元五年(1199 )” [18]。也有学者认为,“《集注》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,成于庆元四年” [19],或“朱熹在庆元三、四年间一直在从事《楚辞集注》的撰写” [20]。按朱熹卒于庆元六年,则《楚辞集注》的撰写应在庆元二年至六年(1196-1200 )之间。据庆元三年(1197 )朱熹《与方伯谟》书称“近又看《楚辞》,抄得数卷,大抵世间文字无不错误,可叹也。”又同年《答郑子上》书称“病中不敢劳心,看经书间取《楚词》遮眼。”这与自序中所称之“疾病呻吟之暇,聊据旧编,粗加檃括”似相对应,推定《楚辞集注》庆元三年尚在撰写中。而据庆元五年朱熹《答巩仲至》书称“福州旧有《楚词》白本,不知印板今尚在否?……因其旧本再校重刻,以贻好事否?如能作此即幸报,及待为略看过结缘也。”又《答巩仲至》称“若修得了,可就彼中先校一番,却以一净本见示,当为参订改定商量”。又庆元六年朱熹《答巩仲至》称“《楚辞》修未?旋了,旋寄数板节次发来为幸”,推断最后编定应在庆元六年,除《集注》外尚包括《辨证》和《后语》,应该说这是其毕生著述中的最后一部。
三、宋本《楚辞集注》的刊刻
随着庆元政争特别是“学禁”的结束,《楚辞集注》也会相应地得到刊刻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前、后编著录的两部《楚辞集注》(分别称为前编本、后编本),均不附《辨证》二卷和《后语》六卷,属于集注的单行本。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前编本“共八卷,宋朱子集注目录后载朱子序,前有宋罗荷、向文龙二序,汨罗山水图、屈平朱子二像”。据向文龙序,欲索《楚辞集注》善本而未得,乃用官俸刻于湘阴县斋,刻书时间为宋度宗咸淳三年(1267)。惜清嘉庆二年(1797 )干清宫火,前编本已不存于世。
据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,后编本(如图所示)为“宋大字本,极清朗,虽印本祗四卷,而卷一、卷三、卷四影钞亦甚工致,以其希觏足珍收之,每册前有大印割补,仅存一亭字可辨。” [21]此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,着录为宋刻本,其行款版式为八行十六字,白口,左右双边,顺黑鱼尾。书名题“楚卷几”。版心上题字数,下镌刻工姓名。书中有刻工陈祥、董昭、方云、胡贵、简宗、金昭、李信、刘杰、陆弘、马、彭天佑(或作彭佑、彭右)、施、孙旭、王荀、吴、谢元、尤昌、俞魁、张荣、贞等,廊、匡、恒、、桓、廓诸字阙笔。按书中避讳至“廓”字止,又刻工陈祥与刻宋抚州公使库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(笔者注:据张丽娟《南宋抚州经书的刊刻与修补》,《春秋经传集解》避讳至孝宗慎字,为补刻后印本,补刻叶有避光宗讳敦字者)、李信(南宋中叶杭州地区良工)与刻宋庆元六年(1200 )绍兴府刊本《春秋左传正义》等,知此本当刻于南宋宁宗时,详而言之应刻在嘉泰二年之后至嘉定年间。据其版刻风格,辅以刻工陈祥曾在江西抚州刻书,笔者认为此本为江西刻本,不似建刻。
除了《集注》的单行本外,还存在与《辨证》和《后语》的合刻本。关于《辨证》和《后语》,朱熹在撰写《楚辞集注》的同时或稍后,也在从事两书的编撰。按朱熹《楚辞辨证后序》云:“余既集王、洪《骚注》……然虑文字之太繁,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,别记于后,以备参考,庆元己未三月戊辰。”又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:“训诂文义之外,有当考订者,则见于《辨证》,所以袪前注之蔽陋而明屈子微意于千载之下。” [22]知《辨证》当在《集注》完成后整理写定,时间在庆元五年。关于《辨证》的卷数,《读书附志》和《宋史·艺文志》均着录为一卷本,今传宋刻为两卷本。推知宋代流传有两种卷第的《辨证》,两者差异或仅为分卷不同,内容实则基本无异。
而《楚辞后语》,朱熹自序云:“目录以晁氏所集录《续》、《变》二书刊补定着,凡二十五篇。”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:“以晁氏《续》、《变》二书刊定,而去取则严而有意矣。” [23]《楚辞后语》的撰写时间应在庆元六年,但未能在朱熹生前完稿,根据是嘉定五年(1212)朱熹之子朱在跋云:“先君晚岁草定此编,盖本诸晁氏《续》、《变》二书,其去取之义精矣,然未尝以示人也”,又邹应龙跋云:“独此编乃晚年所定,犹未及卒业,故人未及见。” (笔者注:两跋均载宋端平本《楚辞集注》)此外,朱熹尚撰有一部《楚辞音考》,庆元六年《答巩仲至》云:“此尝编得《音考》一卷,音谓集古今正音协韵,通而为一;考谓考诸本同异并附其间,只欲别为一卷附之书后,不必搀入之下碍人眼目,妨人吟讽。”惜不知其详,也未见有《楚辞音考》传本存世。
首先得以刊刻的应为《集注》单行本,随后出现与《辨证》或《后语》的合刻本,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:(一)从宋代书目着录情况来看,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着录一部《楚辞集注》八卷合刻《辨证》二卷本,又着录一部《楚辞后语》六卷本,说明陈振孙见到的《楚辞后语》还是单刻行世本,尚未与《集注》和《辨证》合刻,这与《后语》出现最晚有关系。而《读书附志》着录三书的合刻本。(二)从现存传本而言,后编本《楚辞集注》不附《辨证》和《后语》,推断应是朱熹逝后刻得较早的一个本子。之后出现《集注》与《辨证》的合刻本,如宋嘉定四年(1211)杨楫同安郡斋刻本和宋嘉定六年(1213 )章贡郡斋刻本(笔者注:此本还与扬雄撰《反离骚》一卷合刻)等。再之后方出现《集注》与《后语》的合刻本,因为《后语》为朱熹未定之作而未流传于外。按朱在跋云:“嘉定壬申(1212)仲秋在始取遗槁誊写成编”,又邹应龙跋称朱在整理完后,“首以示应龙,因得伏而读之”。推知《后语》开始为世人所知并流传开来,是在嘉定五年之后。至嘉定十年(1217),朱在补外来守星江,“取郡斋所刊《楚辞集注》,重加校定,复并刻此书。”这是第一次出现《集注》与《后语》合刻,惜已不传。而《集注》、《辨证》和《后语》三书的合刻,则一直到南宋端平年间,即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宋端平刻本。据书中端平二年(1235)朱熹之孙朱鉴跋,朱鉴于《集注》删去《反离骚》一篇,于《后语》删去《吊屈原》、《服赋》两篇后将三书合刻。
现存宋本《楚辞集注》的合刻本,合刻内容又略有差异,包括:
(一)《集注》与《辨证》合刻者,如高丽翻刻宋嘉定四年杨楫同安郡斋本。傅增湘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和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均将此本定为宋嘉定四年杨楫同安郡斋刻本,八行十九字,白口、左右双边,存《辨证》二卷,有嘉定四年杨楫跋,傅增湘称此本“字体秀劲,是闽版之最佳者” [24],又称:“此书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五着录,仅有《集注》与《辨证》,而《后语》单行,正与此本同。因知是此书初行之本,迨宋末始与《后语》并刊之。” [25]联系杨楫跋,此本或为杨楫得朱熹《集注》编定本,而刻于同安郡(今属福建),应属较接近朱注原貌且刊刻较早的本子。傅增湘鉴定此本有误,实为高丽翻刻本,叶德辉《郋园读书志》已有说明,云:“此高丽仿宋嘉定刻本《楚辞辨证》二卷,书中桓、匡、贞、顼、让、等字避讳缺笔,桓嫌名完,玄嫌名县、悬避,殷字有避有不避,让之嫌名攘、壤均不避,岂以已祧之庙故耶?” [26]又云:“字近柳体,与昔年在厂肆所见《资治通鉴》无注本同,盖一时风气为之。但彼为硬黄纸刷印,不及此本细茧纸之精,字迹亦无此明朗。” [27]旧藏长沙周寿昌家,后为叶德辉所得,“书估坚持以为宋本,余亦漫应之,然不敢自欺以欺来者,故揭明之” [28]。大概叶德辉之后,辗转为傅增湘所得,而只字不提得自叶氏,盖缘于鉴定不同之故。
(二)《集注》与《辨证》二卷和《反离骚》一卷合刻,有宋嘉定六年章贡郡斋刻本(如图所示),七行十五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或黑口,左右双边,顺黑鱼尾。卷端题名的款式为“楚辞卷第三,朱熹集注”。书中有嘉定癸酉王涔序,称刊于章贡郡斋,傅增湘称此本“大字,刊工颇似赣州本《文选》” [29]。赵万里称此为本书“传世最早刻本” [30],实则后编本应比此本为早。书中钤“白发抄书”、“陆时化”、“江南陆润之好读书稽古”、“听松堂书画印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、“瞿印秉沂”、“瞿印秉渊”、“良士眼福”诸印,清陆时化旧藏,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,现藏国家图书馆。
(三)《集注》八卷和《后语》六卷合刻,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,九行十七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、左右双边,顺黑鱼尾。卷端题名的款式为“楚辞卷第一,晦庵集注”。据其行款、版式知为南宋中、后期福建刻本。书中钤“垕德堂章”、“志高者通”、“武林高瑞南家藏书画印”、“叶氏家藏”、“竹泉”、“归云阁”、“樵云后裔”、“献陵纪氏家藏”、“朱印锡庚”、“翰林院印”、“臣许乃普”、“滇生”、“滇生所藏”、“关印蔚煌”、“掞生”诸印,明高濂旧藏,后为叶竹泉所得,入清经纪昀、朱锡庚所藏,乾隆间进呈四库馆,流出后为许乃普、关蔚煌所藏。魏隐儒称此本由中国书店白廷智访得,因此本各家不着录,还曾以为是高丽本,经审定为宋刻,且是海内孤本,后售归北京图书馆[31]。
(四)《集注》与《辨证》二卷和《后语》六卷三书合刻,有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刻本(如图所示),九行十八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、左右双边、对黑鱼尾。卷端题名的款式为“楚辞卷第一,集注”,书中有朱在、邹应龙和朱鉴跋。据朱鉴跋,此本当刻在湖北兴国军,在刊刻过程中参校了包括晁本在内的各个本子,如《集注》目录之《离骚九歌》以下六篇有校语称“一本此篇以下皆有传字”;又《续离骚九辩》以下八篇有校语称“晁补之本以下乃有传字”。另朱鉴跋署“端平乙未”,即端平二年,则当即刻在此年,故似可详细着录为宋端平二年朱鉴兴国军刻本。杨绍和称此本“盖南宋椠初印本,镌刻精善,装池古雅,可宝也” [32],而郑振铎称此为“最古和最完整的一个刻本” [33]。就三书合刻而言,此本确属存世最古且最完整的本子。书中钤“海源阁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印”、“绍和彦合”、“秘阁校理”、“刘占洪少山氏珍藏”、“东莱刘占洪字少山藏书之印”诸印,清杨氏海源阁旧藏,民国间为刘少山所得,后捐献北京图书馆。
综上,现存四部宋刻本和一部翻宋刻本(按反映的宋刻内容说明)中,从行款、版式而言不存在各本之间翻刻的情况(是否存在以某本为底本重刻,笔者拟根据上述四种宋本的校勘情况另写专文续加探讨)。在卷端题名的款式上,后编本和第三部宋刻本相同,均为“晦庵集注”,或出自门人所刻;而第二部题“朱熹集注”,刻者似与朱熹嫡裔和门人没有关系。第四部仅题“集注”二字,恰缘于此本出自嫡孙朱鉴所刻,为尊者讳而省去“朱熹”或“晦庵”两字。从刻年而言,均在庆元之后,即政争、“伪学”结束之后。从刻地而言,有两部刻在福建,两部刻在江西(其中一部为赣州),两部分别刻在湖北、湖南(前编本)。故可推断南宋庆元之后《楚辞集注》的刊刻,主要集中在福建和与之相临近的江西、湖北、湖南等地。具体而言,因朱鉴任职兴国军而刻在湖北,而福建、江西、湖南则是朱熹曾任职或讲学的活动区域,自然会出现其著作的刻本。但随着朱熹理学主导地位的确立,他的《楚辞集注》便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。可见,书籍的刊刻与书籍创作者的近缘以及影响区域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,这是研究版本史和书籍史需要注意的维度。
四、结语
朱熹除在南宋学术文化、政治颇具重要地位和影响外,也与刻书有关联,如弹劾唐仲友,直接原因便是仲友利用公帑刊刻《荀子》;而赵汝愚之变的庆元政争则直接促使朱熹撰写《楚辞集注》,刊刻流传则是在政争结束之后,而且刻地基本为受到朱熹影响的区域。这说明研究宋刻版本,除了考察诸如行款、版式等书籍形式的演变和刊刻地域及刻年外,还要考虑书籍刊刻与政治环境、文化风气乃至社会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,而这又进入笔者认为的书籍史研究的范畴。本文通过《楚辞集注》与庆元政争这一个案问题的分析,认为这是研究宋代版刻的两翼,不可偏废;而做到两者的有机结合,便应该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将宋代的版刻研究继续向前推进。


注释:
[①](清)于敏中等: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,中华书局1995 年版,204 页。
[ ② ](宋)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,435页。
[ ③ ](元)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,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元代卷,中华书局2006年版,335页。
[ ④ ](宋)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435页。
[ ⑤ ](宋)赵希弁:《读书附志》,孙猛点校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,1166页。
[ ⑥ ](宋)周密:《齐东野语》,张茂鹏点校本,中华书局1983年版,45页。
[ ⑦ ](清)于敏中等:《天禄琳琅书目》,45页。
[ ⑧ ](清)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1965年版,1268页。
[ ⑨ ](清)彭元瑞等: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,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,中华书局1995年版,306页。
[ ⑩ 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12767页。
[11](宋)周密:《齐东野语》,44页。
[12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,11989页。
[13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,13773页。
[14](宋)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,阎若璩、何焯、全祖望注,栾保群、田松青校点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,526页。
[15](元)脱脱等:《宋史》,13773页。
[16]姜亮夫:《楚辞书目五种》,载《姜亮夫全集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,45页。
[17]郑振铎:《楚辞集注影印本跋》,载《楚辞集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,2页。
[18]陈来:《朱子书信编年考证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,459页。
[19]李永明:《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》,载《西南交通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2期,49页。
[20]陈尚敏:《楚辞集注成书概述》,载《甘肃高师学报》2004年第4期,16页。
[21](清)彭元瑞等: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, 306页。
[22](宋)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435页。
[23](宋)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436页。
[24]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814页。
[25]傅增湘: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2009年版,928页。
[26]叶德辉:《郋园读书志》,杨洪升点校、杜泽逊审定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,326页。
[27]叶德辉:《郋园读书志》,328页。
[28]叶德辉:《郋园读书志》,328页。
[29]傅增湘: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928页。
[30]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,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,33页。
[31]魏隐儒:《书林掇英——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》,李雄飞整理校订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,310页。
[32](清)杨绍和:《楹书隅录初编》,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本清代卷第四册,中华书局2006年版,499页。
[33]郑振铎:《楚辞集注影印本跋》,1页。


文载《文津学志》第九辑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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