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楚辞”的名称，西汉初期已有之，至刘向乃编辑成集。东汉初年注《离骚》者有贾逵、班固，后有马融曾注《楚辞》，惜此几种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（洪兴祖注《大招》“曼鹔鷞只”一句曾引马融说）。东汉中期王逸作章句，增辑了屈原的《大招》、唐勒的《惜誓》（误为贾谊之作）、严忌的《哀时命》，末附自己所作代屈原抒发忧愤的《九思》，在此前学者有关成果的基础上，做了全面的注释解说。此为《楚辞》注本的早期集大成之作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的可贵之处一是总结了两汉时期各家的一些重要看法；二是距屈宋时代较近，王逸又为南郡宜城人，当楚故都鄢郢之地，对书中一些掌故与楚方言的解说应较为可靠；三是依据当时能见到的一些史料及相关传说，在内容说解与背景介绍方面参考价值大。

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注释《楚辞》之作亦有，然多亡佚。《昭明文选》中收有《离骚》《涉江》《卜居》《渔父》《招魂》和《九歌》中的二篇，宋玉《九辩》中的五段，凡注《文选》者，对这些作品，也都能在吸收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有所探究，提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看法。
宋代在《楚辞》研究方面有所创获的学者较多，而突出的、集大成之作有两部：一为两宋之间洪兴祖的《楚辞补注》，一为南宋初年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。

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既是《楚辞章句》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传本，也是王逸之后总结此前一千年中楚辞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注本。洪兴祖本来另有《楚辞考异》，列出《楚辞》正文和王逸注各种传本的异文，现均散列于《楚辞补注》相关部分的王逸注之后；若某句无王逸注，则列于正文之下。也因此有学者将此误认为王逸之注。体例上，保留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各篇前的序，注释也是先列王逸注，再为《补注》，在总结吸收各家之说的基础上，对王逸之说有所补充、阐释或驳正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朱熹以东汉王逸《楚辞章句》、宋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二书详于训诂，而未得意旨，于是重新编定了该书。所选篇目较前有很大改动，分为《离骚》《续离骚》两部分。以屈原赋二十五篇为《离骚》，目次与王逸《楚辞章句》相同，定为5卷；宋玉以下诸赋仅存《九辩》，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、《惜誓》、《哀时命》、《招隐士》各篇，并新增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、《鹏鸟赋》二篇，共十六篇为《续离骚》，定为3卷。附录部分，《楚辞辨证》是对历代旧说的驳正和考证；《楚辞后语》收录自荀子至吕大临等人的辞赋共五十二篇，系根据北宋晃补之《续楚辞》、《变离骚》二书加以补定而成，卷首均有朱熹自序。体例仿《毛诗传》，将各篇分为若干章，每章标以“赋”、“比”、“兴”字样。注中所涉及的名物训诂和文字异同，多从《楚辞章句》和《楚辞补注》。而对篇义的解释，多按照“微言大义”的传统，陈述自己的见解，不免有曲解之处。又如收入扬雄的《反离骚》一篇，本极不合体例，但朱熹认为，“欲因《反骚》而著苏氏、洪氏之贬词”，因此也收录了。《楚辞》旧本原有东方朔《七谏》、王褒《九怀》、刘向《九叹》、王逸《九思》等篇，该书均予删除；晃补之《续楚辞》、《变离骚》二书各有二十卷。该书《楚辞后语》仅余六卷，故有“去取特严”之称。而该书的编撰宗旨，据周密《齐东野语》记载绍熙内禅事说，赵汝愚被贬到永州安置，至衡州卒，朱熹为之注《离骚》以寄意。

该书的学术价值不高，但因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，在后世中有很高的地位，所以该书对后世仍有较大的影响，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和传播，有一定的贡献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亦折衷其事，评价说：“是书大旨，在以灵均放逐，寓宗臣之贬，以宋玉《招魂》，抒故旧之悲耳。固不必于笺释音叶之间，规规争其得失矣。”版本有南宋端平二年(一二三五年)朱鉴刊本，有一九五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；各种清刻本和民国间印本；一九六二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据《古逸丛书》原版影印本；以及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排印本等。

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过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！读《鵩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—史记屈原列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