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加凯
(摘 要)在清代著名的几部杜诗注本中，杨伦的《杜诗镜铨》有其鲜明的特色。本文主要论述了《杜诗镜铨》的校勘、成书经过和在清代的三种刻本。
杨伦推崇杜少陵，对杜诗潜研与揣摩颇深，因有注释杜诗之志，终以二十五年之力，殚精竭思，完成《杜诗镜铨 》。这一注杜之作，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关于《杜诗镜铨》，在其成书之后，即出现了颇多好评，主要见于毕沅、朱圭、周樽等人作的序中。如毕沅云:“今阅杨君是书，非注杜也。将各家注杜之说，勘削纰缪，荡涤芜秽，俾杜老之真面目、真精神洗发呈露，如镜之不疲于照，而无丝毫之障翳也。”同治十一年，吴棠重刻《杜诗镜铨》，序曰:“读诗者息众说之纷挐，仰光焰之万丈，而杜公真切深厚之旨，益昭然若揭焉。”后来，还出现了多家对《杜诗镜铨》的批点式研究，都有不少新见。而程千帆先生的《杜诗镜铨批抄》是有选择的批点式评论研究，言简义精，多有创见。
当代有一些著名学者，为《杜诗镜铨》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如孙微先生的《清代杜诗学史》，胡可先先生的《杜甫诗学引论》，张忠纲和赵睿才等先生的《杜集叙录》等等。特别是郑庆笃和焦裕银等先生的《杜集书目提要》和周采泉先生的《杜集书录》，对《杜诗镜铨》的版本和流传作了详细的考察。周先生奔波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和藏书所查明《杜诗镜铨 》清代的六种版本，以及后世的五种批点本。周先生还指出了杨伦注杜所选的底本:“是书以仇注太繁，根据蒋金式所批朱注，删汰历代诸家注，旁采时贤批校本，爬罗剔抉而成。”蔡锦芳《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》，书中《蒋金式及其批朱鹤龄辑注〈杜工部诗集〉研究：兼谈其与杨伦〈杜诗镜铨〉之关系》一文，对杨伦注杜所选的底本也作了考察，以其亲眼所见，证实了底本为蒋金式批朱鹤龄《杜工部诗集辑注 》。杨旭辉写过一篇论文，《清代常州诗群与尚杜风潮--兼论杨伦〈杜诗镜铨〉及其诗歌创作》，该文主要是通过考稽常州诗人对杜诗认识的演进过程，进而探讨清前期的诗学观念的流变，从中感受到性灵之习渐行渐近的趋向。
近年来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中，也有涉及《杜诗镜铨》研究的。如河北大学吴淑玲博士的学位论文《仇兆鳌及〈杜诗
详注〉研究》，南京师范大学纪玲妹博士的学位论文《清代毗陵诗派研究》，首都师范大学李爽博士的学位论文《清代〈钱注杜诗〉暗中流传与突破禁毁考述》。
专以《杜诗镜铨》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，则有杨金锋的《〈杜诗镜铨〉研究》，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专门研究
《杜诗镜铨》的学位论文。文章论述了《杜诗镜铨》的成书背景；考察了杨伦的学术思想、文艺观和美学观；归纳了杨伦注解杜诗的内容、特点和不足。其用功甚勤。
笔者不揣固陋，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对《杜诗镜铨》的底本与校勘、成书过程和在清代的刊刻情况，做些浅薄的论述。
一、底本与校勘
关于底本选择和参校本，杨伦未作明确说明。凡例云:“诸本编次互有不同，是本详加校勘，使编次得则，诗意易
明。”又云：“杜诗宋元诸刻，传写字样互有不同。今择其义可两存者，仍夹注本文之下，以备参考。其无当者，则竟从删，以免混目。”可见，杨伦在注解杜诗之前，也做了很严谨的校勘工作，参校了宋元诸本。
蔡锦芳《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》中《蒋金式及其批朱鹤龄辑注〈杜工部诗集〉研究:兼谈其与杨伦〈杜诗镜铨》之关系》，以其亲眼所见杭州大学(今浙江大学)图书馆藏蒋金式批的朱鹤龄辑注《杜工部诗集》，书中除了蒋的批语外，还有杨伦摘引的各家评语，且杨伦所引，前三册多，四至七册渐少，八册以后几乎没有。据蔡锦芳的研究与介绍，杨伦逐渐放弃了原来的打算，而另起炉灶，但底本仍然是朱鹤龄辑注《杜工部诗集》。据赵怀玉《敕封征仕郎例赠文林郎国子监生杨君墓志铭》(赵怀玉为杨伦之父诗南作)，杨伦之母蒋孺人，故里望族蒋金式之曾孙女(金式著有《杜诗编次》，又批点朱鹤龄辑注《杜工部诗集》)。杨伦诗集卷一《鹳宕放舟》其一诗中小注云：“外氏祖蒋弱六(名金式)、绍孟(名和宁)两先生皆读书于此”。杨伦得到外祖家学熏陶，九岁能诗文，为祖舅蒋和宁所器。和宁，乃蒋金式之长子。由此可见，杨伦注解杜诗，选择蒋金式批的朱鹤龄辑注《杜工部诗集》作为底本，是因受到了外祖家学的影响。
校勘杜诗时，杨伦有自己一贯的原则，即“义可两存者”留，“其无当者，删。于是，他作的校勘记自然很简略。然而，从仅有的校勘记中，可以大致了解杨伦选用的参校本。有代表性的如下:
吴若本，即宋代吴若校刊《杜工部集》；草堂本，即蔡梦弼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；鲁直本，即黄庭坚杜诗刊；《正
异》本，即蔡兴宗《杜诗正异》；单复本，即明代单复《杜律单注》；《杜臆》本，即王嗣奭《杜臆》；朱本，即清代朱鹤龄辑注《杜工部诗集》；仇本，即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等等。这些都是历来注杜者很推崇的杜诗版本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
关于《杜诗镜铨》对杜诗的校勘杨伦不仅吸收了前人的成果，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发现和贡献，主要表现为明断正误，巧设按语。如卷九《相从行赠严二别驾》:“乌帽拂尘青骡粟”，杨伦先在“骡”字后下断语“一作螺，非”，直言他人校勘之误，然后紧接着在句下注释中摆出了证据，即引朱鹤龄注:“青骡粟，即与奴白饭马青刍意。言主人待客之厚如此也。”于是，该诗的用字和含义自然明了。又如卷十《上兜率寺》:“周颙好不忘”，杨伦在“周”字后下断语“旧作何，误”，句下注释引《南史》:“周颙音词辨丽，长于佛理，于钟山西立精舍，清
贫寡欲，终日长蔬。虽有妻子，独处山舍。”杨伦引《南史》周颙事迹，一则确定了姓周不姓何，二则解释了“好不忘”，一举两得。又如卷十一《阆山歌》:“阆州城东灵山白”，“灵”字后的校勘记云:“一作雪，非”。句下注释为“《唐书》:阆州阆中县有灵山。《舆地记》云:昔蜀王鳖灵登此，因名。’，注释之语既道出了“雪”字之误，又阐明了山名之来历。又如《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》:“口江如练”，“”字后的校勘记云:“当作堋”。句下注释引《水经注》:“李冰于都安县堰江作堋，堋有左右口，谓之湔。堋江入陴江、检江以行舟。”又引《寰宇记》:“导江县有都安堰，蜀人谓堰为堋。”如是者甚多，兹不-一罗列。像这样，先在校勘记中明断正误，且不急于下按语，待到句后作注解时，方将按语和注解合二为一，或者说是按语自然蕴含在注解之中，使得校勘与注
解相互为用，避免了用语罗嗦，正体现了杨伦注杜的简明风格。
参看仅有的校勘记，可以知道杨伦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:1、对校法，也就是版本校，前面已经提到，杨伦至少参校了吴若本、草堂本、《正异》本、单复本鲁直本、《杜臆》本、朱本、仇本等等；2、本校法，“据上下文来校正古书文字讹误”，如卷二十《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櫬归上都二十四韵》句中记“(希)旧作稀，韵复。”“因前有“之子俊才稀”。其实，这还是一种运用诗韵知识的理校法。3、理校法，“运用分析综合等手段据理推正古书文字讹误”。有从古书典故来校勘，如卷十《上兜率寺》句中记:“(周)旧作何，误。”句下引《南史》:“周颙音词辨丽…独处山舍。，让读者是非自辨。有从历史地理来校勘的，如卷十一《阆山歌》句中记：“(灵)一作雪，非。”句下引《唐书》《舆地记 》其证据可谓十分确凿。
二、《杜诗镜铨 》的成书过程
《杜诗镜铨》自序称:“余自束发后即好诵少陵诗。二十年来，凡见有单词只字关于杜诗者，靡不采录，于旧说多所折衷。年来主讲武昌，闲居无事，重加排纂，义有艇滞，至忘寝食，不觉豁然开朗，若有神助之者。凡阅五寒暑，始获成书。”杨伦《杜诗镜铨》草创达二十年之久，润色审阅又五载。该序作于“乾隆岁在重光大渊献(即辛亥年、五十六年1791)中秋前五日”。是年杨伦四十五岁(杨伦生于乾隆十二年丁卯，即1747年)。由此上推五年，是乾隆五十一年丙午(1786)，杨伦行年四十。杨伦于乾隆五十年乙巳(1785)到武昌，主讲江汉书院，则审阅《杜诗镜铨》初稿是从作讲席的第二年开始的。《九柏山房诗》卷九《雨夜读杜集》:“江湖一老念君恩,至性因知诗教尊。九死崎岖来蜀道，孤舟浩荡下荆门。房严出处分穷达，郑李交游感没存。”该诗作于乾隆五十一年左右，
当是雨夜审阅初稿时，有感而作。从乾隆五十一年再上推二十年，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(1766)，杨伦恰好二十岁，正束发之年。根据笔者对其生平的考证，杨伦十九岁时，问学于陆恭城;二十一岁时，与洪亮吉、邵圣艺和黄景仁等同学于龙城书院，师从邵齐焘。杨伦于风华正茂之时，即熟览杜诗诸家注本，并着力于采录各种诗话、笔记中有关杜诗者，就连只言片语也不放过，其用心于杜诗可谓深矣勤矣。
杨伦于乾隆四十六年辛丑(1781)登第后不久作《题杜少司寇曲江先生重修少陵成都草堂图卷却寄奉怀》诗中对
杜甫一生行踪叙述甚详:“少陵穷益工，光焰久不灯。诗史炳日星，忠诚系堂廉。岂但矜斧藻，并堪代针砭，
上思翊圣朝，下乃悯穷阎。大节自荦荦，小言徒詹詹，艰难蓼偏集，奔走突少黔。秦陇暂经过，巴蜀久滞淹。先值节度裴，后依仆射严。草堂枕江麓，花潭开镜奁。小松渐成长，翠竹时修纤。读画忆韦讽，弹棋邀席谦，幕府徵辟交，郎官禄命露。贤主见优礼，同侪复猜嫌。住比鸟投笼，归若鱼脱钳………西瀼徙更频，东屯居最厌。”不难看
出，杨伦在三十五岁时，已经对杜甫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思想变化了如指掌。可以断定此时杨伦对杜甫其人其诗都有过一番深入的研究。
甘载孜孜不倦，五年废寝忘食，终成《杜诗镜铨》。书名取自杜诗《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》中诗句“金篦空刮眼，镜象未离铨。”杨伦注曰:“《圆觉经》:诸如来心，于中显现，如镜中象。《说文》:铨，衡也。曰度也。言金篦虽可刮去眼膜，而执镜象以为实有，则犹未离铨量之间也。”杨在自序中也说:“今也年经月纬，句字比，以求合乎作者之意，殆尚所云镜象未离铨者。然一切楦酿丛胜之说，剪薙无余，使浅学皆晓然易见，则亦庶几刮膜之金篦也夫。”通过书名可知，杨伦在自谦的同时，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还充满了自信。
三、《杜诗镜铨 》在清代的刊刻情况
据周采泉先生《杜集书录》，《杜诗镜铨》在清代有刻本六种:
1、乾隆五十六年(1791)江汉书院原刻;2、乾隆五十七年(1792)九柏山房刻;3、道光二十二年(1842)杨氏刻
于陕西澄城；4、咸丰十一年(1861)广东刻本;5、同治十一年(1872)吴棠刻于成都四川节署，又称望三益斋本；6
光绪十八年(1892)著易堂影印望三益斋本。
郑庆笃、焦裕银等编著《杜集书目提要》，列出《杜诗镜铨》清代刻本三种:
1、乾隆五十七年(1792)九柏山房刻本;2、同治十一年(1872)吴棠望三益斋刻本;3、光绪十八年(1892)上海著易堂据望三益斋本石印本。
笔者先后在西北大学图书馆、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访寻诸刻本，先后获睹《杜诗镜铨》的清代刻本三种:
1、“九柏山房藏板”，由“毕秋帆、王兰泉两先生鉴定”。以上各馆均有收藏，且版式完全一样:书口题“杜诗镜
铨”，单黑鱼尾，鱼尾下题卷数和页码，左右双边，半页九行，行大字二十，小字双行，每行三十，正文注解有眉批。全书内容包括序四，即毕沅、朱圭、周樽和自序;杜甫传记二，即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和《新唐书》之本传;墓系铭一，元稹作;年谱一，杨伦编;凡例、杜子美戴笠像、题子美画像、目录、正文(卷一至卷二十);后附诸家论杜。
2、“同治十年八月重刊，望三益斋镌版”。该版本版式与“九柏山房藏板完全一样，只是开版大小有别，而版框大小一致，即每一页的都留有开阔的天头、地尾和左右边。内容增加了吴棠序(因为此版是吴棠刻于成都四川节署)，正文后增附《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》(包括目录、卷一、卷二)，从而，使杜集得以完整呈现给读者。该版本在上述几馆均有收藏。
以上两种版本，同版之内，编订次序却有不同。比如“九柏山房藏版”书内编订顺序有的书本是:毕、朱、周、自序，凡例，本传，年谱，墓志，戴笠像:题画像，目录，正文，附录;有的书本在凡例后，依次是:墓志，本传，戴笠像，题画像，年谱，目录，正文，附录。而“望三益斋镌版”书内编订顺序有的书本是:吴序，戴笠像，题画像，自序、毕、朱、周序，本传，墓志，凡例，年谱，目录，正文，文集注解，附录;有的书本是:吴、毕、朱、周、自序，凡例，本传，戴笠像、题画像，年谱，墓志，目录，正文，文集注解，附录。
究其原因，一、此类内容在目录中未著录，又没有一定的逻辑联系，且没有统一的编排标准可供编订者参照;二、笔者在翻阅这些线装书时，发现书中顺序易乱者，每一部分在刻版时，刻工们要么给其单独安排了一个版片，要么安排了数个版片，有的版片甚至宁可留下很大的空白版面，也不会接排其他部分的内容，简言之，即各部分彼此独立，互不共版。
3、“上海著易堂书局藏版，光绪壬辰年阳月”。该版本版式大变:书口题“杜诗镜铨”，单黑鱼尾，鱼尾下题卷数和页码，下口题“著易堂书局石印”，四周双边，半页十二行，行大字二十六，小字双行，每行三十九字。
笔者将这三种版本对校，查出由“九柏山房藏版”到“望三益斋镌版”，因版式未变，内容也几乎保持一致，堪称善本。稍有出入者如，卷一《房兵曹胡马》第二句之注解中，九柏山房版为所谓不比凡马空多肉”，望三益斋版为
“所谓不比凡马空多肉也”，仅衍一判断助词“也”字;《过宋员外之问旧庄》:“枉道祇从入，吟诗许更过”，九柏山房版的注解为“从入……许可识…，望三益斋版的注解为“祗从入…许更过…”。从诗句，可知当是“从入
……许更过……”，两中版本均正误参半，可以相互纠正。而至著易堂改版，衍脱讹倒之类的错误层出不穷。最明显者如，卷一《望岳》诗句“齐鲁青未了，讹成“齐楚青未了”;《今夕行》诗中“输百万”倒成“百万输”;墓系铭中眉批“杜集大成”讹成“相集大成”等，真不可理喻。
（侵删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