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礼之来历
《周官》之名，始见于《史记·封禅书》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之事，其后《汉书·景十三王传》载：“河间献王所得先秦古文旧书中有《周官》。”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记载孔安国所献有《周官经》六篇，是以西汉以前都只称为《周官》。至西汉末，“刘歆以《周官经》十六（按，屈万里先生《古籍导读》谓“十”字当为衍文）篇为《周礼》，王莽时歆奏以为《礼经》，置博士。”（荀悦《汉纪》）以此证之，《周礼》本名《周官》，刘歆始更易之，至此，始有《周礼》之名。再至郑玄注三礼，《周礼》之名遂得定称。
由是而知，《周礼》本名《周官》或《周官经》，这是儒学十三经之中唯一一部详言王朝制度、班朝治军、设官分职之书，通过记述三百多种职官之职掌而阐述对社会政治制度的设想和描述。全书共分为“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、冬”六官，分别叙述各个系统的职官之属。周礼的六官制度，遂成为先秦以后之九卿、六曹、六部的流裔和中央政府的架构基础。
周礼的作者
诸经之中，《周礼》一书所出最晚。其真伪亦纷如聚讼，不可缕举。贾公彦《周礼正义·序周礼废兴》云：“《周官》孝武之时始出，秘而不传”；“既出于山岩屋壁，复入于秘府，五家之儒莫得见焉”。后来直到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时才被发现，并加以著录，遂得以流传至今。是知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，其中有此《周官经》，故此书属于古文经。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云：“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。”河间献王所得《周官》已亡佚《冬官》一篇，后以《考工记》补之。西汉经学立于学官者皆今文经，《周官》既晚出，又是古文经，故而未能立于学官。刘歆曾奏请立学官，但遭到今文经学家们反对，未遂。至汉平帝时王莽当政，乃始立于学官，然至东汉又废。
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，在所有先秦文献中都没有提到《周礼》一书。在先秦文献中，较为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文献是《尚书》的《周官》篇和《荀子》的《王制》篇。但《尚书·周官》已亡佚，今有《古文尚书·周官》亦仅数百字而已；而《荀子·王制》所记官制，则大体反映的是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情况，但其也仅仅只有七十多个官名，约为《周礼》的五分之一，而且没有《周礼》那样的六官体系。故《周礼》之作者时代，前人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：
1、周公说。自西汉刘歆以《周礼》乃“周公致太平之书”后，《周礼注疏》郑玄注亦云：“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，谓之《周礼》营邑于土中，七年，致政成王，以此礼授之，使居雒邑治天下。”
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：“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。”
贾公彦《周礼正义·序周礼废兴》引马融周官传：“至孝成皇帝，达才通人刘向、子歆，校理秘书，始得列序，著于录略。然亡其冬官一篇，以考工记足之。时众儒并出共排，以为非是。唯歆独识，其年尚幼，务在广览博观，又多锐精于《春秋》。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在斯。”
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：“成王在丰，天下已安。周之官政未次序，于是周公作周官。官别其宜，作立政。”（按，持周公说者多据此，然此周官并非彼周官。《史记》所说之周官乃《尚书》之一篇，略举三公三孤及六官之名目，篇幅仅数百字，见于《尚书正义》第二十二篇。）
孙诒让《周礼正义序》：“粤昔周公，缵文武之志，光辅成王，宅中作雒，爰述官政，以垂成宪，有周一代之典，炳然大备。”
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云：“周公之时，作《周官经》以明六官之职守。……六经皆周公旧典，足证孔子以前久有六经矣。”刘氏并在《汉代古文学辩诬》驳斥周礼成书战国之说：“方苞以《周礼》多刘歆所窜，毛西河亦以《周礼》为周末之书，谓孔子引经，与《春秋》诸大夫及诸子百家引经无一字及此书。顾栋高亦曰：‘《周礼》六官所掌，春秋博学多能之彦无一及其书，孔子亦然。’夫方、毛、顾诸子皆不学之流，多考据空疏，集矢《周官》，固无足怪。”“孟子言‘卿以下必有圭田’，即《载师》士田之制也；又言‘请耶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’，此即《遂人》《匠人》异制之说也。”
自古以来，众多的经学家皆以周官系周公之作。自汉刘歆之后，郑玄、王肃、贾公彦、王安石、郑樵、吴澄、陈凤梧、李材、汪中、惠士奇、江永、孙诒让、刘师培等人皆本此说。审此一系，可知皆为古文经学之立场。
2、战国说。与郑玄等人的古文经学家态度相反，郑玄同时代的林孝存、何休等今文经学家即反对《周礼》周公作之说。贾公彦《周礼正义·序周礼废兴》云：“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，附离之者大半，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，故作十论七难以排斥之。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”
清人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引宋代范浚之说：“此必汉世聚敛之臣如桑弘羊辈，欲兴榷利，故附益是说于《周礼》，托周公以要说其君耳。”
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三礼》云：“今之《周官》，与周时制度多不符，则是当时并未实行，其非周公之书也知也。孔子所谓学周礼，亦非《周官》之书。北宫錡问周室班爵禄，《周官》言班爵禄极详，《孟子》乃云其详不可得闻，而所谓尝闻其略者，又不同《周官》而同《王制》。若《周官》为周公手定，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，其书盖出孔孟后也。”
反对周公作说法的一派，从汉林孝存、何休、张禹、包咸，至宋张载、程颐、苏辙、胡宏、范浚、魏了翁、何异孙，及清代万斯大、毛奇龄、皮锡瑞、廖平等人大抵皆本此说。
近代。一代儒宗钱宾四先生在《周官著作时代考》中，也持周官成书于战国之说。钱穆先生在该文中从祀典、刑法、田制、封建、军制、外族、丧葬、音乐、乃至天文学诸方面论证了周官不可能是周公之作。如：关于周官之中五帝之祀的记载，钱先生据《史记·封禅书》而考察之，认为五帝之说出于战国晚期，祀五帝之事实兴于秦。另据《国语·晋语》、《墨子·明鬼篇》以及《左传·昭公二十九年》皆有五行神而无五方帝，既无五帝之说，则更没有五帝之祀可知。“五帝祀直到秦始皇统一后，才正式采用。何尝是春秋前所有？又何尝是周公之所定？”钱穆认为秦人郊礼只有一次，并非以昊天上帝和“受命之帝”为一年两祭，“郑玄到孙诒让此一辈人，误认《周官》之书乃古代一部典礼之实录，又误把《周官》与《吕览》《月令》及邹衍后学一派所主张之五德转移受命而王之始终说，统混为一，认为是同一事之多面，又误认为其自古已然，在周公时而早已勒为定制。所以要勉强用受命帝的说法来分别《周官》书中之‘昊天’和‘上帝’。此乃愈求会通，而愈陷于纠纷，不如分别各自为说，转可得古人与古书之真相也。”
屈万里先生《古籍导读》“经书八种题解”释《周礼》曰：
“周初疆域，西至岐，东至海，北至燕，南及汝汉，约当今陕、晋、豫、冀、鲁、皖及苏北之地，幅员殊不甚广。《禹贡》约成书于春秋之末，所言五服，亦不过方五千里。而《周礼》谓天子邦畿方千里，邦畿之外分九畿，畿每面五百里，通计为方万里。此必战国以来，诸侯辟地日广，时人之地理知识扩大，乃有此辽阔之构想。西周初年，固不得有此制，亦不克作此想。……是书言五行、五帝、五岳、星野，皆春秋或战国以来始有之物事。《周礼》非周公之书，此又其显证矣。……知其所著年代，上不及春秋，下亦不至于秦汉。何以言之？盖《周礼》言九畿，为战国时代之思想；言河东，为战国时代之地名；谓王后曰夫人，为战国时代之诚谓；言五帝、五行、五岳等，皆战国时代之风气。凡此，皆非春秋时代或春秋前所有。此可证《周礼》一书之著成时代，决不及春秋之世也。”
顾颉刚《“周公制礼”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》则认为此书系战国晚期齐人所作。文中，顾氏对先秦政治经济史作了梳理，以求在此大背景下判定成书的年代，顾氏并举齐国稷下学宫之阴阳学家等事论述之。如：《管子》之中将蚩尤等六人分配上下四方，把春夏秋冬四时拍合东南西北四方之官，他认为周官之书与《管子》必有着密切的关连。顾氏曰：“按‘地’与‘天’为配，是阴阳学说发达后的事情，‘四时’分配‘四方’则是五行学说发达后的事情，《管子》和《周官》中的六天以天、地、四时命名，分明都是由于阴阳学家和五行家们鼓吹的结果。”顾氏的结论是《周官》一书并非成于一人一时，其中部分保存了古代的真制度，但也有后人的伪造成分。
另，钱玄《三礼通论》、郭沫若《周官质疑》亦皆持战国之说。郭氏更甚而认定为荀子弟子所作。此不具录。
3、西汉说。清初经学家姚际恒有《周礼通论》十卷，认为周官出于西汉。后世更有怀疑汉儒篡入成分者众多，如方孝孺、章潢等人。故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云：“唐赵匡《五经辩惑》、陆淳《春秋篡例》，复谓此经为后人附翼。宋元诸儒重纰貤谬，异论弥夥。”
4、王莽、刘歆伪造说。自宋代以来，已有不少学者，怀疑周官为刘歆伪造。著名的有司马光、胡安国、胡宏、洪迈等人，清代刘逢禄、方苞、魏源、廖平、康有为，以及今人徐复观等亦持此说。宋人所论，大抵以《周礼》所言官制，与《尚书·周官》不合；封国之制，与《孟子》不合；敛财聚货，与圣人以义礼为旨不合。（按，《尚书·周官》篇本出于晋代伪造，不足以为证。）迄于清代，斥《周礼》为刘歆所伪造者更甚，如方苞《周礼辩》指《周礼》为刘歆篡改，以媚王莽。晚清今文经学家廖平《古今学考》、以及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亦皆坚持此论。
但清代毛奇龄《周礼问·卷一》力辩刘歆伪造说，其论甚精：
且《景十三王传》云“献王所献，皆古文先秦旧书，《周官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老子》之属，皆经传说记。”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。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。乃考之《艺文》所志，在当时所有之书，则实有《周官经》六篇，《周官传》四篇，此班氏所目睹也。此必非袭刘歆语也。……且读书当有究竟，《艺文志》于《乐经》云：“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时，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，乃《周官·大宗伯》之‘大司乐’章也。”则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，其为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，而谓是歆作，可乎？
清代四库馆臣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周礼注疏”条亦反驳之：
使其作伪，何不全伪六官而必缺其一，至以千金购之而不得哉？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，借真者以实其赝，古文《尚书》是也。刘歆宗《左传》，而《左传》所云《礼经》，皆不见於《周礼》。《仪礼》十七篇，皆在《七略》所载古经七十篇中；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。而《仪礼·聘礼》宾行饔饩之物、禾米刍薪之数、笾豆簠簋之实、鉶壶鼎瓮之列，与《掌客》之文不同。又《大射礼》天子、诸侯侯数、侯制与《司射》之文不同。《礼记·杂记》载子、男执圭与《典瑞》之文不同。《礼器》天子、诸侯席数与《司几筵》之文不同。如斯之类，与二《礼》多相矛盾。歆果赝托周公为此书，又何难牵就其文，使与经传相合，以相证验，而必留此异同，以启后人之攻击？然则《周礼》一书不尽原文，而非出依托，可概睹矣。
5、持平之论：西周至战国或西周至汉代说。
郑樵《周礼辩》引孙处之说：
“《周礼》之作，周公居摄六年之后，书成归丰，而实未尝行也，盖周公之为《周礼》，亦犹唐之《显庆》、《开元》礼也。唐人预为之，以待他日之用，其实未尝行也。惟其未经行，故仅述大略，俟其临事而损益之。故建都之制不与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合，封国之制不与《武成》、《孟子》合，设官之制不与《周官》合，九畿之制不与《禹贡》合。凡此皆预为之，未经行也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七》、卷十九、经部十九、礼类一）
四库馆臣在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按曰：
“夫《周礼》作于周初，而周事之可考者，不过春秋以后。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，政典之损益，除旧布新，不知凡几。其初去成、康未远，不过因其旧章，稍为改易。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。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，其书遂杂。其后去之愈远，时移势变，不可行者渐多，其书遂废。”（同上）
清代著名学者、东塾先生陈澧《东塾读书记·卷七》云：
“即不尽周公所作，终是周代典制，岂可排斥之乎？……郑君尊信《周礼》，乃通儒高识。……《周礼》若非周室典制，作《礼记》何必赞之释之？作《考工记》者何必拟之？且吕不韦作《月令》本于《周礼》而犹有失，则《周礼》必远在吕不韦之前，此足徵《周礼》是周室典制，但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作耳。”
现代著名学者、古文字学家顾实上承南宋陈振孙之说，在其《重考古今伪书考》云：
“《周官》最多有他书不用之字，如虣（暴）字、疈（副）字、灋（法）字、?（渔）字、簭（筮）字、飌（风）字、艹（矿）、匶（柩）字、畺（疆）字等，虣字、飌字、艹字见于殷商卜辞；灋字、?字等见于青铜器铭文，他书均无所见，足证此书来源甚古。”（按，原文尚列有一“拜”字，其异体字电脑无法打出。）
台湾著名礼家周何先生在其《礼学概论》中认为：
“既有惟见于甲、金文中之古文字，为他处所无者，则是书之成于西周初年之说盖可信也。然初成时盖甚粗略，或为周公致政成王，仅以为治官之参考，未必有何学术价值可言，其后人事渐繁，此存于官府之官政简本，乃有陆续增补之需要，故张载之言是也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引《横渠语录》云：‘《周礼》是的当之书，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。’本书秋官系以刑法为推行教化的工具，以补礼乐功能之不足，其刑法观念虽非纯粹法家之认识，然已实受法家思想之影响无疑。又此书详密之组织制作，战国以前所未见。战国以前，诸经大抵为杂记形态，至，《管子·杂记》、《庄子》内七篇始有部分组织体系，至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始见完密，故此书非至战国不成。因试推论如下：a周公始作，b随时增补，c战国完成。”
今人刘起釪先生不同意钱穆顾颉刚周礼战国成书说，认为《周礼》中的官制汇编最迟不晚于春秋前期。在其《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》中他认为：
“在一些人们看来，《周官》一书中充满了战国资料，遂提出其书成于战国之说。这是以部分代替全体的看法，即所谓‘以偏概全’，虽不能说无根据，但却不全面。……因全书有三百七十多个职务的职文。钱顾二先生所举不过三四十个职文，是《周礼》全书中所保存春秋以上资料，显然仍将是主要的。……《周礼》的成书有一发展过程。……除主要保存了春秋以上资料外，还录进了不少战国资料，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。到汉代整理图书时，又有少数汉代资料掺进去了，但不影响这部书是原是周代的旧籍。”
按：揆诸周官成书诸说，除郑玄至孙诒让、刘师培等古文学家一系以“周公作”、今文经学家从何休到皮锡瑞等今文经学家一系的“战国说”之外，四库馆臣及周何先生的“持平之论”看似调和折衷，实诚谓中肯之说。其实又袷如孙诒让《周礼正义序》中所云：“非徒周一代之典也。……此经上承百王，集其善而革其弊，盖尤其精详之至者，故其治跻于纯大平之域。作者之圣，述者之明，蟠际天地，经纬万端，究其条绪，咸有原本，是岂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？”
周礼的体例
1、六官《周礼》一书体大思精，经纬万端，先圣先王以礼齐民之宏识孤怀、民胞物与之仁爱精神，俱蕴其中。此书原有六篇：即天官冢宰、地官司徒、春官宗伯、夏官司马、秋官司寇、冬官司空。《冬官》一篇早亡，西汉时以《考工记》补之，故今所见仍为六篇。
2、总序六官每篇之前皆云：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”此为总序。
3、总职、序官总序之后分述各官之职曰：“乃立天官冢宰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治，以佐王均邦国。”“乃立地官司徒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教，以佐王安扰邦国。”“乃立春官宗伯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礼，以佐王和邦国。”“乃立夏官司马，使帅其属而掌邦政，以佐王平邦国。”“乃立秋官司寇，使帅其属而掌邦禁,以佐王刑邦国。”惟冬官亡佚，无此总职之说。但根据《天官·小宰》职及伪《古文尚书·周官》亦可知其详：
《天官·小宰》职：“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：一曰天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治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二曰地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教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三曰春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礼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四曰夏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政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五曰秋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刑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六曰冬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事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”
伪《古文尚书·周官》：“冢宰掌邦治，统百官，均四海。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，扰兆民。宗伯掌邦礼，治神人，和上下。司马掌邦政，统六师，平邦国。司冠掌邦禁，诘奸慝，刑暴乱。司空掌邦土，居四民，时地利。”
在六官总职之后，分别列有各自序官，简要说明其各官之僚属及其编制情况：
治官之属：大宰，卿一人。小宰，中大夫二人。宰夫，下大夫四人。上士八人，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。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
教官之属：大司徒，卿一人。小司徒，中大夫二人。乡师，下大夫四人。上士八人，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，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
礼官之属：大宗伯，卿一人。小宗伯，中大夫二人。肆师，下大夫四人。上士八人，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，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
政官之属：大司马，卿一人。小司马，中大夫二人。军司马，下大夫四人。舆司马，上士八人。行司马，中士十有六人。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，史十有六人，胥三十有二人，徒三百有二十人。
刑官之属：大司寇，卿一人。小司寇，中大夫二人。士师，下大夫四人。乡士，上士八人、中士十有六人，旅下士三十有二人。府六人，史十有二人，胥十有二人，徒百有二十人。
《考工记》，共三十工，分为六类：
凡攻木之工七、攻金之工六、攻皮之工五、设色之工五、刮磨之工五、摶埴之工二。
现存《周礼》一书所列职官，上自王朝邦国下至山林川泽，可计者凡25266人。
周何《礼学概论》云：
《小宰》所载冬官掌邦事，与《大宰》职“六曰事典”正相合，且均为《周礼》原文，自属可信；伪《古文尚书·周官》言掌邦土、居四民、时地利之语，盖由司空之“空”字着眼，以为空即空间，故云邦土，居民地利，皆自土地衍出。今检金文职官，惟有司工，工指百工技艺之事，与掌邦事、事典诸语应合。“空”从“工”声，因误以司工为司空，而更误指居民地利等事，《周官》之伪作明矣。
《周礼》之总职所云掌邦某者，皆仅举一字：
天官冢宰掌邦“治”：即治理国政之官。其长曰“冢宰”，亦曰“大宰”，此为六卿之首，百官之长，其职掌理天下政务，以辅佐王者统治天下。天官系统上自大宰、小宰，下至屦人、夏采，其官六十三，负责中央政府的府藏会计等事、并掌管治理各级官府邦国的重要典则政令且考核之。天官系统实即中央政府的所有组织。故《大宰》职曰：“凡治，以典待邦巩之治，以则待都鄙之治，以法待官府之治，以官成待万民之治，以礼待宾客之治。……岁终，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，受其会，听其致事，而诏王废置。三岁，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。”
地官司徒掌邦“教”：即掌教育、土地、赋税之官。其长曰“大司徒”，地官系统上自大司徒、小司徒，下至饎人、蒿人，其官七十八。地官系统职官以居土之民为主要对象，负责掌管一切土地垦殖及各种教育事项。地官系统实即地方行政重要措施。故《大司徒》职曰：“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，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。”
春官宗伯掌邦“礼”：礼乐之官，即掌吉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之事。其长曰“大宗伯”，春官系统上自大宗伯、小宗伯，下至都宗人、家宗人，其官七十。《左传》云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先秦时期，王朝邦国祭祀之事殊为重要。春官负责礼乐祭祀之事。故《大宗伯》职曰：“以礼乐合天地之化，百物之产，以事鬼神，以谐万民，以致百物。”
夏官司马掌邦“政”：此“政”字专指军政，夏官掌九伐之法、统领军队、征收军赋、治军诘禁等军政事物，其长曰“大司马”。夏官系统上自大司马、小司马，下至都司马、家司马，其官六十九。《大司马》职曰：“冯弱犯寡则眚之，贼贤害民则伐之，暴内陵外则坛之。野荒民散则削之，负固不服则侵之，贼杀其亲则正之，放弑其君则残之，犯令陵政则杜之。外内乱，鸟兽行，则灭之。”
秋官司寇掌邦“禁”：掌刑法之官，以刑法典则来维系社会治理，其长大司寇。秋官系统上自大司寇、小司寇，下至掌交、朝大夫，其官六十六。《大司寇》职曰：“凡害人者寘之圜土，而施职事焉，以明刑耻之，其能改过，反于中国，不齿三年。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，杀。……凡诸侯之狱讼，以邦典定之。凡卿大夫之狱讼，以邦法断之。凡庶民之狱讼，以邦成弊之。”
冬官亡佚，据《考工记》《叙官》之说，知其为“事”官，掌百工技艺、富国之事。其长曰“大司空”。其六类三十工对于车、削、矢、剑、钟、量、甲、韦革、皋陶、染羽、磬、玉、弓等等的制作，叙述尤详。
职官的职等与职掌
《周礼》全书之职官，其官属可分为三类：
1、命官。即王臣，朝廷任命之官员。有卿（上大夫）、中大夫、下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六等。
2、执事。有府、史、胥、徒、贾、旅六等。府，专管档案资料的人；史，制作文书者；胥，十人之长，即班头；徒，差役；贾，负责采购事务者；旅，普通人众。
3、役隶。分奄、女、奚三等。奄，即“阉”，宦者；女、奚，郑玄注为“女酒，女奴晓酒者。古者徒坐，男女没入县官为奴，其少才知以为奚。”
职官的具体职掌是全书正文之所在，大至国家体制、政治经济，小至市场交易、士民婚嫁，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备。如：《天官·小宰》职“掌建邦之宫刑，以治王宫之政令。凡宫之纠禁，掌邦之六典、八法、八则之贰，以逆邦国、都鄙、官府之治。执邦之九贡、九赋、九式之贰，以均财节邦用。……”《天官·宰夫》职“掌治朝之法。以正王及三公、六卿、大夫、群吏之位，掌其禁令。叙群吏之治，以待宾客之令、诸臣之复、万民之逆。……”如是等等，余不赘引。
周礼的建制
“礼”，并非如今天所理解的这么简单。在中国古代，礼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而存在，这种制度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礼治。所谓“礼治”，就是以礼来治理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职：“乃施典于邦国，而建其牧，立其监，设其参，傅其伍，陈其殷，置其辅。”牧、监、参、伍、殷、辅，此为邦国建制；“乃施则于都鄙，而建其长，立其两，设其伍，陈其殷。”长、两、伍、殷、辅，此为都鄙建制；“乃施法于官府，而建其正，立其贰，设其考，陈其殷，置其辅。”正、贰、考、殷、辅，此为官府建制。
郑注：“以侯伯有功德者，加命作州长，谓之牧，所谓八命作牧者。监，谓公侯伯子男各监一国。《书》曰：‘王启监，厥乱为民。’参，谓卿三人。伍，谓大夫五人。郑司农云：‘殷，治律。辅，为民之平也。’玄谓殷，众也，谓众士也。辅，府史，庶人在官者。”又曰：“正谓冢宰、司徒、宗伯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也。贰谓小宰、小司徒、小宗伯、小司马、小司寇、小司空也。考，成也，佐成事者，谓宰夫、乡师、肆师、军司马、士师也。司空亡，未闻其考。”据郑注可知，“正”为单位机构首长，“贰”为副职，“考”为协助佐理事务的重要官员，“殷、辅”为普通办事人员。
《周礼》一书对于行政建制极尽完善。如，《地官·大司徒》职：“令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；五比为闾，使之相爱；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；五族为党，使之相救；五党为州，使之相賙；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。”乡有六级行政区域：五家为比，共有五家；五比为闾，共有二十五家；四闾为族，共有一百家；五族为党，共有五百家；五党为州，共有两千五百家；五州为乡，共有一万两千五百家。
其各级规定亦均有其特别意义：五家为比，比就是邻。“令五家为比，使之相保”，这是让五家彼此关注相保相监相亲好恶有知；二十五家成闾，则构成一个最基本的行政单位。闾或叫“里”也是国都中最基本的区划，也即街坊巷里；“五比为闾，使之相受”，是让这二十五家彼此相容相安。以今天的语言来解释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从小范围做起，如果每个街坊邻里都能相安无事，这个社会就和谐了；“四闾为族，使之相葬”，四闾一百家，如果一家有了丧事，其他九十九家都要去帮助。这是对四闾之内的居民所做的一项具体规定；“五族为党，使之相救”，一家有难五族之人都要去救济，这是提倡民众互相关心救助。孟子曰“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”说的就是这个；“五党为州，使之相賙”，賙就是周济、救济、补助，这是以财物互相补给，以帮助其渡过暂时困境；“五州为乡，使之相宾。”一乡一万两千五百家，不可能都相互认识，故彼此要互敬以礼待之以宾。《仪礼》上的乡饮酒礼、乡射礼等，其举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乡民们知礼而互敬。
乡之外还有“遂”。“遂”同乡一样也是六级区划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。按《周礼》规定，王国共有六乡六遂，诸侯国则有三乡三遂。此不赘引。
周礼的官称
1、宰。主宰。即主官之意。总领群官，并非专职。如大宰小宰。
2、伯。尊长。如大宗伯、小宗伯、宫伯。
3、司。主也，专主其事。如司寇、司马、司会、司书等。
4、正。长也。如宫正为宫官之长，酒正为酒官之长等。
5、夫。有两种意思：一是“长”，如膳夫为食官之长；二是差役，如“驭夫”为戎仆、田仆之役。
6、师。有专业可师法者。如医师、舞师等。
7、人。以事名官者。如疱人、兽人、亨人等。
8、掌。有四意：一是负责管制者，如掌皮、掌次之类；二是负责征敛者，如掌葛、掌染草之类；三是负责修整者，如掌固（修城郭沟池树渠）之类；四是负责纠正者，如掌囚、掌察之类。
9、府。专管财货府藏。大府、外府、内府、玉府之类。
10、史。专掌文书者。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女史之类。
11、职。专司财货者。职内、职币、职金之类。
12、典。主也。主持工作之意。典瑞、典妇功之类。
13、氏。世功而有官族者。冯相氏，掌天文；保章氏，掌天象变迁；条狼氏，负责清道禁戎。
14、虞。度也。即度其出产之多寡者。如山虞、泽虞等。
15、衡。量也。即量其出产之多寡者。如川衡、林衡等。
16、宗。王族有爵位者。内宗、外宗等。
17、祝。赞助祭祀者。大祝、小祝、丧祝等。
18、仆。侍于尊长者。如大仆、祭仆、御仆等。
19、隶。专司劳役者。如司隶、罪隶、蛮隶等。
20、胥。有才智者。如大胥、小胥、象胥（通夷狄之言者）等。
21、士。司诉讼之事者。乡士、遂士、方士等。
22、大夫。尊其贤德，故称大夫。乡大夫、遂大夫等。
23、内外。别内外之权限。
24、训。晓谕众民者。士训、诵训等。
25、均。掌土地之政者。如均人、土均等。
周礼的主要思想及价值
《周礼》一书，尽为条列式官职说明，并没有思想性的义理发挥。但于其诸官说明之中，自可见其思想之寓寄。
1、民本思想。《周礼》一书，其行政措施每以重民、养民、信民、安民为念。《秋官·小司寇》职：“掌外朝之政，以致万民而询焉。一曰询国危，二曰询国迁，三曰询立君。……孟冬，祀司民，献民数于王，王拜受之，以图国用而进退之。”郑玄注：“司寇于祀司民而献民数于王，重民也”，足见其重民之心。而国危、国迁、国立君此等大事，也必须要证诸万民意见，以谋邦国之安定，又可见《周礼》中的古典“宪政主义”思想光辉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，生生不已乃天地大德之所象。人为天所生，秉有天性。因之，每个人均有合乎尊严生存之道德权利。而政府存在的理据，正是首要在于它能够保障民众这一道德权利基础之上。《尚书》云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在儒家元典思想里，君主的施政理念和措施一切皆以民众为主体，此谓“民本”。但民本并不能等同于西方所谓的“民主”，因为民本的语境远大于后者。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民本是政府主动、民众被动；而西方所谓的民主则是民众主动政府被动。故而我国古代虽有君主专制政体，却没有西方视民众为奴隶牛马之暴虐政治。古代中国的君主、纵然有如秦二世之流，却也总能在“天命”的敬畏之下、和圣贤之意的规诫下，以教民保民养民为己任。
梁启超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云：“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，乃欲在君主统治下，行民本之精神。”
萧公权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亦云：“民本思想，乃是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。”
民本思想是以人民为政治主体，故一切施政措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前提和依归。在传统政治里，君主领导者只是政治架构中的一分子而已，且这种领导者必须首先建立在“教民、养民、爱民、治民”的基础之上，并具备极高的道德水准方可堪任。这也就是所谓“尊王”的前提条件或唯一条件。在儒学元典里，孔子主张“既庶加富”、“足食足兵”、“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”。至孟子，更全面继承孔子及古代五经之观点而发挥之。亚圣尤以将政治以民生为主之道理阐发详尽，提出“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”“使民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（《《孟子·尽心下》》）“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，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诸观点。而《周礼》中的这种民本主义思想，和《孟子》的思想极其接近、乃至相同。《梁惠王下》孟子答齐宣王之问，谓众民中鳏寡孤独四类，“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，文王发政施仁，必先斯四者。”又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这和《周礼》中的照料幼、老、穷、贫、疾及安民之说几无二致。《梁惠王上》说养生不赡，则“奚暇治礼义哉？”又，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”，这又和《周礼》中的礼乐道德教育内容殊无二致。要之，《周礼》的主张，和《孟子》可谓异曲同工之妙。
“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”诸如《孟子》这方面的论述，同样在《周礼》中也有着清晰的说法：
1）教民：
《地官·大司徒》职：“因此五物者民之常，而施十有二教焉：一曰以祀礼教敬，则民不苟。二曰以阳礼教让，则民不争。三日以阴礼教亲，则民不怨。四曰以乐礼教和，和民不乖。五曰以仪辨等，则民不越。六曰以俗教安，则民不偷。七曰以刑教中，则民不虣。八曰以誓教恤，则民不怠。九曰以度教节，则民知足。十曰以世事教能，则民不失职。十有一曰以贤制爵，则民慎德。十有二曰以庸制禄，则民兴功。”“以乡三物教万民，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：知仁圣义忠和；二曰六行：教友睦姻任恤。三曰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”“以五祀防万民之伪，而教之中；以六乐防万民之情，而教之和。”
《乡大夫》职：“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。正月之吉，受教法于司徒，退而颁之于其乡吏，使各以教其所治，以考其德行，察其道艺。”
《州长》职：“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。正月之吉，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，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，以纠其过恶而戒之。”
《党正》职：“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。及四时之孟月吉日，则属民而读邦法，以纠戒之。”
《族师》职：“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。月吉，则属民而读邦法，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。春秋祭酺亦如之。”
《闾胥》职：“凡春秋之祭祀、役政、丧纪之数，聚众庶。既比，则读法，书其敬敏任恤者。”
2）养民：
《天官·大宰》职：“以九职任万民：一曰三农生九谷。二曰园圃毓草木。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。四曰薮牧养蕃鸟兽。五曰百工饬化八材。六曰商贾阜通货贿。七曰嫔妇化治丝枲。八曰臣妾聚敛疏材。九曰闲民，无常职，转移执事。”
《地官·大司徒》职：“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相民宅，而知其利害，以阜人民，以蕃鸟兽，以毓草木，以任土事。”“以保息六养万民：一曰慈幼，二曰养老，三曰振穷，四曰恤贫，五曰宽疾，六曰安富。”“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：一曰散利，二曰薄征，三曰缓刑，四曰驰力，五曰舍禁，六曰去几，七曰眚礼，八曰杀哀，九曰蕃乐，十曰多昏，十有一曰索鬼神，十有二曰除盗贼。”“以本俗六安万民：一曰媺宫室，二曰族坟墓，三曰联兄弟，四曰联师儒，五曰联朋友，六曰同衣服。”
3）治民：
《天官·大宰》职：“以八统诏王驭万民：一曰亲亲，二曰敬故，三曰进贤，四曰使能，五曰保庸，六曰尊贵，七曰达吏，八曰礼宾。”
《地官·大司徒》职：“以乡八刑纠万民：一曰不孝之刑，二曰不睦之刑，三曰不姻之刑，四曰不弟之刑，五曰不任之刑，六曰不恤之刑，七曰造言之刑，八曰乱民之刑。”
《秋官·大司寇》职：“掌建邦之三典，以佐王刑邦国，诘四方。一曰刑新国用轻典；二曰刑平国用中典；三曰刑乱国用重典。”
《秋官·小司寇》职：“掌外朝之政，以致万民而询焉。一曰询国危，二曰询国迁，三曰询立君。……以五声听狱讼，求民情：一曰辞听，二曰色听，三曰气听，四曰耳听，五曰目听。以八辟丽邦法，附刑罚：一曰议亲之辟，二曰议故之辟，三曰议贤之辟，四曰议能之辟，五曰议功之辟，六曰议贵之辟，七曰议勤之辟，八曰议宾之辟。”
2、礼法思想。《周礼》一书有“法”的思想无疑。但这又与秦汉之间纯粹的法家思想以法律维护君权，苛法酷吏张皇君威之工具有着根本不同。
台湾李玉和先生《周礼秋官刑法思想研究》认为：
“首类大司寇等官，供职朝廷，总掌全国刑禁政务。……次类乡士等官，乃供职地方，掌理该地狱讼。……统观二类职官所司，多为根据法令，审理狱讼，教化莠民，督责吏民勤奋之事，丝毫不有刑威民众，以尊君王意味。三类司民等职官，司掌法令财物，管制防范事宜，乃各统一职，以任司寇之辅弼，自不逾司寇等职责范围。四类野庐氏等职官，掌禁道路水火，除动植物等恶，乃民之所利兴之，民之所恶去之。五类行人等职官，探察四方刑禁逆顺，反命于王，以供王施政之斟酌，尤为以民众丰饶富足，安和乐业为目的，与法家之以君主为政治本位及目的者，更大异其趣矣！吾人亦未能于《秋官》全文中，发见一字一句尊君之说。《天官·小宰》职：‘五曰秋官，其属六十，掌邦刑，大事则从其长，小事则专达。’显然各有权责，而非尊君专制之法家气象！”
《论语·为政》篇记载孔子之言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亦云：“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。礼乐刑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”“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，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”《孟子·离娄上》云：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。”如上引李玉和先生之说，《周礼》的官政治民思想本质乃“德主刑辅”，即以礼乐教化为主，以法治为辅，此即古人所谓辅弼教化、礼法合一之精神。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记载了名臣陈宠的一句名言：“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，失礼则入刑，相为表里。”西晋袁准《袁子正书·礼政》则云：
夫仁义礼制者，治之本也。法令刑罚者，治之末也。无本者不立，无末者不成，何则？夫礼教之治，先之以仁义，示之以敬让，使民迁善日用而不知也。……先王为礼以达人之性理，刑以承礼之所不足。故以仁义为不足以治者，不知人性者也，是故失教。失教者无本也。以刑法为不可用者，是不知情伪者也，是故失威。失威者不禁也。故有刑法而无仁义，久则民怨，民怨则怒也；有仁义而无刑法则民慢，民慢则奸起也。故曰本之以仁，成之以法。使两通而无偏重，则治之至也。夫仁义虽弱而持久，刑杀虽强而速亡，自然之治也。（《全晋文·卷五十五》）
《晋书·刑法志》所云“传曰：‘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’刑之不可犯，不若礼之不可逾”很清晰的说明了这个精神内涵。在后来唐代的长孙无忌则在著名的《唐律疏议》中记载道：
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。是以降纶言于台铉，挥折简于髦彦，爰造律疏，大明典式。远则皇王妙旨,近则萧、贾遗文,沿波讨源,自枝穷叶,甄表宽大,裁成简久。譬权衡之知轻重，若规矩之得方圆。迈彼三章，同符画一者矣。（《唐律疏议·卷第一》“名例律”）
《周礼》中的“法”首先是建立在民本思想基础之上的，其行政措施每以重民、信民、安民、养民为念，这实与法家之“法”有着本质的区别。《尚书·洪范》云：“汝则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。”此为重民意为断，非任法而独裁之谓。《秋官·小司寇》职曰：“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：一曰讯群臣，二曰讯群吏，三曰讯万民。听民之所刺、宥，以施上服下服之刑。”这又和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所云：“左右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百姓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，见可杀焉，然后杀之”其意相同。
《周礼》除六典、八法、八则此类重要法典由“大宰”、“小宰”、“宰夫”等职执掌外，其他小法亦颇多，见诸于各篇之中。此不赘引。
如前言，《周礼》一书乃儒学十三经之中唯一一部详言王朝政制之书，其具体的成书年代综考前贤之说当不会迟于战国之时。《周礼》之政制，今天我们若以横向来比较，则西方的古希腊社会阶级、军国主义、贵族财政与城邦，几乎皆可囊括于《周礼》之中；中世纪罗马帝国倡行的君权神授说、三权分立说、政教二元论等，其实又皆与《周礼》的政治思想相类；而近代欧洲提倡的自由、平等、民权、法治、以及国家主义、民族意志、民主政治、人民权利和法制精神，也与《周礼》的政治理论及行政主张相同。古人云，三礼之中《周礼》于祭祀尤详。《周礼》中关于祀典之说，皆以祈祥攘灾、护国安民为念，这又和西方的宗教祈祷是相通的。《周礼》主张王道的大同世界，其“三询”、“三刺”、“十二荒政”等等制度，究其实，皆是以“民生”为念、以“民本”为依归。其关于“仁政、德治”的内容，和矜恤肆赦、尊重民意、慎行刑法、直诉救济等等思想，时至今日依然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和愿景。
关于《冬官》和《考工记》
《考工记》共七千余字，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手工业技艺方面的文献。该书记述了木工、金工、皮革、染色、刮磨、陶瓷六类三十个工种，并记载了数学、地理、力学、声学、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，可谓在中国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但在经学史上，自宋儒以来，关于此书同样也屡有纷争。
先是，郑玄《三礼目录》云：“《司空》之篇亡，汉兴，购求千金不得，此前世议其事者，记录以备大数，古《周礼》六篇毕矣。”萧子显《南齐书·卷二十一·文惠太子传》云：“建元元年……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，相传云是楚王冢，大获宝物，玉屐、玉屏风、竹简书、青丝编。简广数分，长二尺，皮节如新。盗以把火自照，后人有得十余简，以示抚军王僧虔，僧虔云是科斗书《考工记》，《周官》所阙文也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》曰：“汉时有李氏得《周官》，《周官》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，上于河间献王，独缺《冬官》一篇，献王购之千金不得，遂取《考工记》以补其处，合成六篇奏之。”据此可知，《冬官》实亡于西汉之前，而河间献王以《考工记》补之。由是而讫，自郑玄以下，多承此说。
至宋代，疑古风盛，学风大变，加之以旧党反对王安石以《周礼》推行新政，故多加以抨击。宋人除了质疑《周礼》为刘歆伪作外，还提出了《冬官》未亡说。苏辙云：“《周官》司徒掌邦教，敷五典；《司空》掌邦土，居四民。世传《周礼》缺《冬官》，未缺也，乃《冬官》事属之《地官》。”（《经义考·卷一二〇》）胡宏云：“世传《周礼》缺《冬官》，未尝缺也，乃刘歆妄以《冬官》事属之《地官》。”俞庭椿则撰《周礼复古编》更坚认《冬官》未亡，乃汉儒失其次第，错简混入五官之中，遂更因之割裂经文根据义理而重新排列，以求复原冬官之貌。俞氏曰：“盖尝紬绎是书，伏而读之，《司空》之篇实未亡也。六官之属诚有颠错杂乱而未尽正者，编次而辨正之，庶几西周之盛可寻，而六篇之掌各得其所。”其后又有王与之《周礼订义》亦持此说，由是而有《周礼》学补亡一派。后来元人邱葵之《周礼补亡》、吴澄、明代方孝孺《周礼考次目录序》、何乔新《周礼注解》等亦皆本此说。
晚明郝敬《周礼完解》驳之曰：“《周礼》法天地四时而有六官，然则天地之运成于五。且四时唯冬无事，造作皆有地官，故冬官不得不缺也。然则百工器物司空不得不任，而就非设官之属，故考工亦不得不补。”
清代初期著名礼家江永《周礼疑义举要》亦云：“《周礼》本是未成之书，缺《冬官》，汉人求之不得，以《考工记》补之，恐是当时原缺也。”
另，关于《考工记》之成书年代，历代亦有纷争。约略言之有四：一、周代遗文说。如清代江永《周礼疑义举要》所云，江永认为此书为东周之后齐人所作；二、战国官书说。此说建立在江永东周之后齐人所作基础之上。如今人郭沫若、贺业钜、陈直、宣兆琦多本此说；三、战国说。四、西汉说。
按：综考前人所说，《考工记》亦为先秦古书无疑，汉儒用补冬官。其书称“郑之刀”、又称“秦无庐”。然郑封于周宣王之时，秦则封于周孝王之时，由此看来，《考工记》断非周初之作。但也不能因此说此书就是战国末期之书。如梁启超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虽然认为《考工记》成书于战国末期，但也不得不承认“其文体较古雅些，所叙之事也很结实，没有理想的话。”一般来说，多以此书成于为周室东迁之后较为平实。要之，须以近古之说为是，详则无可考矣。
历代关于《周礼》的注疏版本
荀悦《汉纪·卷二十五》云：“（刘）歆以《周官》十六篇为《周礼》，王莽时，歆奏以为《礼经》。”范晔《后汉书·儒林列传》曰：“中兴，郑众传《周官经》，后马融作《周官传》，授郑玄，玄作《周官注》。”
《周礼》为汉代始出，原名《周官》，王莽之时方改称《周礼》，并且《周礼》真正被重视也是在王莽改制之时。这一点，与刘歆密不可分。《周礼》在汉代的传授统绪情况大致是刘歆传杜子春，杜子春传郑兴、郑众、贾逵。东汉后期，郑玄在杜子春、郑兴、郑众、贾逵、马融等人的研究基础上，撰《周礼注》，集汉代《周礼》研究之大成。同时期研究周礼者还有卫宏《周官解诂》、林孝存《周礼难》等。
汉魏之际，郑玄之学独盛。王肃作《周官礼注》而专与郑玄为异，此书已亡佚。王肃，字子雍。东海郡郯县 (今山东郯城西南) 人。三国时曹魏著名经学家，王朗之子、司马昭岳父。王肃和郑玄的共同点是同样都兼通今古文之学，但王肃反对郑玄之说，处处与郑玄为异。郑玄用今文说，王肃便以古文驳之；郑玄用古文说，王肃则以今文驳之。所以王肃的注经也和郑玄一样，属于今古文兼有者。王肃凭借姻亲关系和政治势力使其所注诸经皆立于学官，由此王学盛而郑学衰。但至东晋时，王学博士皆废，王学衰而郑学复兴。
南北朝时期，经学有南学、北学之分。南朝治周礼者寥寥无几，唯当时的粱人沈峻之的周礼研究记录史料之中；同时期的北朝礼学则明显盛于南朝，此时最负有盛名的礼家首推熊安生，熊氏著有《周官义疏》二十卷。北朝之时，周礼曾被作为改制之书，西魏宇文泰改制，六官之制全袭周礼。《周书·卷四十五》云：“时朝廷既行周礼，公卿以下多习其业。”可见其时研究周礼者之众。
唐初孔颖达奉诏撰《五经正义》，三礼之中有《礼记》而无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。高宗时，太学博士贾公彦撰《周礼义疏》五十卷。是书以郑玄注为本，集汉唐周礼研究之大成。朱子云：“《五经》之中，《周礼疏》最好。”清代四库馆臣论曰：“公彦之《疏》，亦极博核，足以发挥郑学。”唐代的周礼研究，大体还有杜牧的《杜注考工记》、王玄度的《周礼义决》等。
宋代经学疑古风盛，宋儒治《周礼》也同样体现出了疑古惑经的学风。欧阳修、刘敞、苏辙、胡宏等人皆怀疑《周礼》，俞庭椿《周礼复古编》则认为《冬官》未亡，实为错简于前五官之中，遂割裂经文以补冬官。王与之《周礼订义》亦同俞氏之说。王安石利用《周礼》推行变法，撰《周官新义》二十二卷。四库馆臣在《四库全书总目·卷十九》“经部、礼类一”评曰：“宋当积弱之后，而欲济之以富强，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拍击，于是附会经义，以钳儒者之口实。”
元代的经学株守宋人之说而无创新，周礼之学式于衰微。元儒吴澄作《周礼考注》、《周官考证》、《周礼经传》、《批点考工记》，毛应龙《周官集传》等皆本宋人之说而乏善可陈。
顾亭林先生《日知录·卷十八》云：“若有明一代之人，其所著书，无非盗窃而已。”明代经学一如元代学风，少于创新。明人治《周礼》亦多此弊。何乔新《周礼集注》、郝敬《周礼完解》、舒芬《周礼定本》、柯尚迁《周礼全经释原》等皆袭宋人《冬官》不亡说而又多有窜乱。王志长所撰《周礼注疏删翼》三十卷、王应电《周礼传》十卷，为明儒治周礼之优秀者。
清初尚袭明人学风之弊，如毛奇龄《周礼问》、万斯大《周官辩非》、方苞《周官集注》采合众说，此皆宋学之余绪也。乾隆十三年“三礼馆”定《三礼义疏》，第一部即《周官义疏》，四库馆臣在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·卷二》“经部、礼类”论曰：“是编秉承睿鉴，精粗并贯，本末兼赅，实为集汉学、宋学之成。”清初安溪李氏一门尤善周礼，李光地著《周礼笔记》，其弟李光坡著《周礼述注》，其子李钟伦著《周礼训纂》。乾嘉之时，考据学大盛，此间周礼之研究成就斐然：精于经文考订者，如程际盛《周官故书考》、丁晏《周礼异字释》；长于音读训释者，如段玉裁《周礼汉读考》、杨国桢《周礼音训》；辨析旧注尤为有力者，如蒋载康《周官心解》、李钟伦《周礼训纂》；绘制礼图以释周礼者，如江永《考工记图》、戴震《考工记图》、阮元《车制图考》、李锡书《周官图说》、胡匡衷《周礼井田图考》等。
清代周礼之学最可称道者，以段玉裁《周礼汉读考》和清末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为最。段氏从文字音义方面对《周礼》进行研究，很多内容属于创见之说。故阮元评之曰：“此言出，学者凡读汉儒经子汉书之注，如梦得觉，如醉得醒。”而孙诒让集三十年之功，成《周礼正义》八十六卷，是书以《仪礼》、大小戴《礼记》正制度，以字书正训诂，博采汉唐明清诸儒经说，参互证绎，发郑注之渊奥、裨贾疏之遗缺，其训诂之精准、考证之详尽，远超唐宋诸儒。
要之，《周礼》历代注疏最善者，以郑玄《注》、贾公彦《疏》、孙诒让《正义》为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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