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阮阅编纂的《诗话总龟》，采集诗话、小说、笔记论诗文字，分门别类加以汇纂，荟萃繁富，大量保存了今人仅见的文献，是早期诗话的渊薮。郭绍虞编《宋诗话辑佚》，就大量采辑于此书。
然此书的编纂情况非常复杂。最早是南宋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里反复提及此书。胡仔引阮阅宣和五年(1123年)的自序，说：“宣和癸卯(宣和五年，1123年)春，来官郴江，因取所藏诸家小史、别传、杂记、野录读之，遂尽见前所未见者。至癸卯秋，得一千四百余事，共二千四百余诗，分四十六门而类之。”(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六)胡仔并言此书最初名为《诗总》，十卷，不载元祐以来诸公诗话。至胡仔编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》的绍兴十八年(1148年)前不久，也即阮阅《诗总》成书后的廿余年，闽中“又刊《诗话总龟》，此集即阮阅所编《诗总》也”。据郭绍虞先生考证，此后尚有数次的增订，然均已不存。至明嘉靖年间，宗室月窗道人“条而约之”重新汇次刊刻前集四十八卷、后集五十卷的九十八卷本《诗话总龟》；同时还存有前、后集各五十卷的百卷抄本。今贤周本淳校点的《诗话总龟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)就是以九十八卷本为底本，校以百卷本。
然而明代刊刻的九十八卷和传抄的百卷本《诗话总龟》，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宋本之旧，又有多大程度的增补？过去因为无人见到更早的版本，这些问题无从探究。罗根泽先生曾猜测百卷本的前集是胡仔所见闽中刻本之旧，后集是明宗室月窗道人纂集的。但据张健先生考证，在《永乐大典》中就保存了后集的残卷，说明罗根泽先生的说法是错误的，同时也表明，后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(张健《从新发现的本看的版本及增补问题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3期)。然迄今为止，尚无人发现更早于《永乐大典》的《诗话总龟》版本和文字，因此对于此书在宋代的编纂情况尚不得而知。
笔者2011年暑假受复旦“光华”人文基金的资助，赴台湾“中研院”文哲所访学，在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查阅到了现存最早的宋钞本《诗话总龟》，虽然阮阅最初的《诗总》十卷不见天壤，但这部宋钞本足以让人了解《诗话总龟》的早期真实形态。
最早著录这部宋钞本的是宋末元初的方回。他在《桐江集》卷七《渔隐丛话考》里说：
闳休(按阮阅字)《诗总》旧本，余求之不能得，今所谓《诗话总龟》者，删改闳休旧序，合《古今诗话》与《诗总》，添入诸家之说，名为《总龟》，标曰“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”，前、后、续刊七十卷，麻沙书坊捏合本也。
方回又在同书同卷之《诗话总龟序》里说：
《诗话总龟》前、后、续别七十卷，改阮闳休旧序冠其首。闳休《诗总》不可得，而闳休旧序全文在《渔隐丛话后集》第三十六卷中可考。……按今《总龟》又非胡元任所见闽本《总龟》矣。今余所见序，乃见用闳休语而文甚不佳，序之尾曰“岁在屠维赤奋若”，即当是绍定二年己丑书坊本也。书目引《南轩》、《东莱集》，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。所谓作序人华阳逸老者，书坊伪名；所谓集录益都褚斗南仁杰者，其姓名不芳。中间去取不当，可备类书谈柄之万一，初学诗者，恐不可以此为准也。
方回著录之“益都褚斗南仁杰纂集”本，后无见之者。郭绍虞先生在《宋诗话考》里说：“自方氏有此评，此七十卷本不复流传，亦未见藏书家著录，但《诗话总龟》成为明刻本之定型，则褚氏当亦与有功焉。”(28页)，上揭张健先生鸿文亦认为明本《诗话总龟》与褚斗南纂集本“有继承关系”，并认为褚斗南本应为前后集，但亦未及见此书。
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所藏之《诗话总龟》，为钞本，六十卷，分为前集、后集、续集，各二十卷，前集首卷首页署：
诗歌话总龟卷之一 前集 益都褚 斗南 仁杰 纂集
字体为工整楷体，每行22字，每则第一行顶格，后各行低一格。“太祖”、“仁宗”、“太宗”、“真宗”、“景佑”、“上”、“御”前均空一格。卷首有《诗话总龟纲目》，列书名265种，其中包括《东莱文集》和《南轩文集》，即是方回所提到的《南轩》、《东莱集》。与方回之著录相较，有两点差异，1、方回说《诗话总龟》前后续别(刊)七十卷，此书分为前集二十卷、后集二十卷、续集二十卷，凡六十卷，且已包涵后来明刻本的所有门类，无逸佚迹象，疑方回所谓“七十卷”，乃“六十卷”之误。清代钱曾《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》就曾著录过一部前十卷后五十卷的六十卷本。2、方回所说的华阳逸老的序，此钞本无。除此二事外，其他记载均合，当是方回著录的绍定二年书坊本的传抄本。褚斗南，其人无考，方回谓“其姓名不芳”。查《山东通志》卷三十八《经籍志》著录：“禇仁杰《诗话总龟》二十卷，青州人。”这是仅见的关于此书的著录。所谓二十卷，是指前集、后集、续集中的某一种，还是六十卷之误？亦无从查考。
这部褚斗南纂集《诗话总龟》宋钞本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《诗话总龟》版本。虽然此前各本均已不存，无从知道此钞本是如何在阮阅原本基础上纂集的，但是从方回“合《古今诗话》与《诗总》，添入诸家之说，名为《总龟》”的记述来看，此部褚斗南纂集本既包涵了阮阅的《诗总》，也合入了《古今诗话》，同时还添加诸家之说。可见褚斗南做了大量的“纂集”工作，已非阮阅之旧本。
这部宋钞本的发现，可能还不足以让我们确切了解阮阅《诗总》十卷的原貌，但通过与通行的九十八卷、百卷本比较，可以知道自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是如何改变了宋本的面貌。因为正如郭绍虞先生和张健先生所说，褚氏有功于明刻本的定型，明本与褚斗南本是有继承关系的。
首先看门类。褚斗南纂集本前集分为“圣制”、“赓歌”、“御宴”、“荣遇”、“知遇”、“忠义(上下)”、“孝义”、“友义”、“宗族”、“仁爱”、“称赏”、“志气”、“述志”、“求意”、“幼敏(上下)”、“讽喻(上下)”、“诗进”、“投献”、“自荐”、“称荐”、“达理”、“博识(上下)”、“豪放”、“恬退”、“留题(上下)”、“苦吟”、“警句(上中下)”、“句法”、“琢句”、“用字”、“押韵”、“用事”、“书事”、“感事(上中下)”、“故事”、“评论(上中下)”36门；后集分为“神仙(上中下)”、“隐逸(上下)”、“释氏(上中下)”、“道士”、“艺术”、“丽人(上下)”、“佞媚”、“俳优”、“鬼神(上下)”、“灵异(上下)”、“纪梦(上下)”、“寓情(上下)”、“宴游”、“歌咏”、“唱和”、“诙谐(上下)”、“箴规”、“讥诮(上中下)”、“怨嗟”(上下)、“诗谶”(上下)20门；续集分为“雅什(上下)”、“辨疑”、“正讹(上下)”、“诗病”、“诗累”、“效法”、“体格”、“评史(上中下)”、“品藻(上下)”、“寄赠(上中下)”、“送别”、“伤悼(上下)”、“乐府”、“纪实(上中下)”、“咏物(一至四)”、“咏茶(上下)”、“饮食”、“器用”、“节候”、“技艺”、“拾遗”21门。
褚本这77门与明钞刻本相较，除了从“圣制”门中分出“御制”门，从“释氏”门中分出“道僧”门，“豪放”门明本改为“狂放”门，“体格”门改为“格致”门以外，其他均为相同。这说明，明本《诗话总龟》后集五十卷，绝不是明人辑录的，南宋褚斗南本就已有了明本《诗话总龟》后集的门类。张健先生曾指出《永乐大典》本少“乐府”等七门，认为“这七门是此后为人增补的”，但这七门已经存在于褚斗南本，显然并非明人增补，而是《永乐大典》所据本删削或残佚的结果。
其次看具体条目。月窗刊的九十八卷本删削了不少条目，周本淳先生的校点本据明钞本补入大量条目，这些条目多亦见于褚斗南本，这可以确证月窗刊刻时的确作了不少删削。褚斗南本与明钞本，有些门类的条目内容是完全相同的；如褚本“幼敏”门22条，在明钞本里分列为前集“幼敏”门18条，后集“幼敏”门4条。褚本“豪放”门18条，在明钞本里分为前集“狂放”13条，后集“狂放”5条。褚本“恬退”5条，同于明钞本后集“恬退”5条。此外“琢句”、“用字”、“押韵”、“用事”、“书事”等门类的条目均相同。这既说明宋本与明本之间的继承关系，也可考证出明本后集的大多内容在宋本里就已存在了。
最后看内容的增补。褚斗南纂集本《诗话总龟》凡2132则，除了55则逸出周本淳校点本之外，其他二千余则就是通行本前后集的主体内容。《永乐大典》残本、月窗刻本和明钞本，都在褚斗南本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增补。
过去对于通行月窗本的整理，因为整理者先存有后集为“杂凑”、“捏合”而成的成见，对于后集的辑补并没有认真地完成。而褚本的发现，证明“前集”“后集”的主体内容在宋代就已存在，价值同样重要。因此，我觉得需要重新进行《诗话总龟》的整理工作。可以以褚斗南纂集本为底本，分别校以《永乐大典》本、月窗本和明清钞本(台湾故宫博物院的“明钞本”，过去校本尚未采纳)。因为阮阅《诗总》十卷原本不存，褚斗南在阮阅原本基础上纂集而成《诗话总龟》，成为后世通行本的基础，所以《诗话总龟》的正确署名应该是“阮阅原辑，褚斗南纂集”，才合乎实际。
来源：《今日头条》善本古籍
